面对知识分子下新湘评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年3月，一本叫作《植物分类学简编》的高等学校教科书问世。作者胡先骕在书中提到了苏联科学家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认为这一学说“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才“一时颇为风行”。作者告诫中国的生物学研究者，必须要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学术观点上的一种见解，但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位讲师和助教给出版社写来慷慨激昂的信，要求停止出版胡先骕的著作，收回已售出的书，并要求胡作出深刻检查并公开检讨；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者，胡先骕竟没有出现在年6月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单上。

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应该尽可能地回到它所处的时代。当时的中国，除了经济建设思路，科学文化也学习苏联。新中国成立时，为团结文学艺术工作者，组建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年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有人便主张取消文联，理由是苏联没有这样的机构。直到毛泽东发了脾气，说苏联没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全国文联才得以保留。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受到苏联那种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存在着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的现象，甚至出现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滑稽可笑的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比如，中国传统的医学被称为“封建医”，西医被称为“资本主义医”，苏联巴甫洛夫的医学才是“社会主义医”。

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新中国领导人有着长期的思考和自己的打算。

年，关于京剧艺术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人主张完全按传统行规来搞，有的主张京剧各流派以及地方戏种均顺其自然发展，有的认为传统的东西已经不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应该进行大幅度改造，有的剧目由此还被禁止演出。4月3日，由京剧大师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传统戏曲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各种风格流派都要发展繁荣。

年，两位重量级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而范文澜则认为应该开始于更早一点的西周时期。人们希望喜欢研究历史的毛泽东能对此作出评判。尽管他本人更倾向于郭沫若的观点，但却没有给出谁对谁错的判断，而是对中国历史学研究给出四个字的建议：“百家争鸣。”年，毛泽东又把这四个字送给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们。

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八个字连起来，作为党的方针，则是在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一锤定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对于“百花齐放”，毛泽东解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对于“百家争鸣”，毛泽东解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从此，中国人习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称作“双百方针”。而在西方，人们更愿意称之为“百花运动”。

“双百”方针的提出，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用“兴奋”和“激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应该是不过分的。

在戏曲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著名老艺人献出和搜集的京剧剧目多个本子，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涌现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一批优秀作品。

在学术界，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气氛日益浓厚，在遗传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美学等方面都展开争鸣。毛泽东喜欢研究逻辑问题，当他发现关于形式逻辑的争论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后，三次邀请一些著名哲学家到中南海，听取他们发表学术观点。在大学，一些以往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课程——比如罗素哲学、黑格尔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得以重开。

有的老先生很难改变自己的思想，政府也不勉强他们。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申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爱新中国，一辈子学的都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主张。国家并没有因此对他另眼相待，他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写的论著也由国家出钱，出版了七八种，公开发行。类似情况还有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中央调他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因他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而作罢。陈先生双目失明，在光亮处才能辨影，中山大学在他住宅楼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散步。即便是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陈先生也能享受到特殊照顾。

据初步统计，年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提供科学论文和报告篇以上。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年到年6年内出版数量总和还要多。年前后，涌现了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如《中国电影》《诗刊》《学术月刊》《法学》《音乐创作》等。

对于“双百”方针，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荣景象，苏联则不以为然，表示怀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就曾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清楚你们提的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讨厌的花，甚至有毒的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否允许不同的学派、流派、观点同时并存，是一道历史难题。提出“双百”方针，是对这道难题作出符合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创造性回答。新中国做了当时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情，显示出在科学文化建设上的自信、开放和包容。

然而，让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我们党内也有不少人不赞同“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年2月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此前本来为繁荣发展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便被看成正确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政治方法。年4月，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双百”方针进而又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一种政治手段。知识分子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他们思想活跃，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由此出现言辞过激之论。这样一来，不少党内干部的反弹，便把账算到了“双百”方针身上。有人说，“双百”一出，“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不少”“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

面对党内对“双百”方针的误解和疑惑，毛泽东感慨地说：“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为此，毛泽东在年春天几乎逢会就讲“双百”方针，下的决心是很大的。仅以《毛泽东文集》收录的文章为例，从1月27日到3月19日，涉及“双百”方针的讲话就有六篇之多。在其他场合的有关讲话和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就更多了。3月中旬，他南下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三天做了四场讲话，都重点谈到“双百”方针。3月19日起草的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他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64岁的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是“游说先生”，苦口婆心地希望说服党内的同志明白：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解决人们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继续“放”而不是“收”。

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年夏天的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给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很难愈合的伤痛。

中共中央此后并没有宣布取消“双百”方针，但贯彻落实的力度不如从前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在文化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一批优秀作品相继涌现。今天人们记忆深刻的便有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冯德英的《苦菜花》这类长篇小说。年，中国开始设立自己的电影大奖，取名“百花奖”，用以表彰最受观众喜欢的优秀电影作品，推出的22位电影明星长时期成为观众的心中偶像。年，由周恩来总理重点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将弘扬革命精神与追求艺术表现形式完美结合，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被认为是难以复制的经典。

年，全国图书总印数为21.7亿册，刊物总印数为4.4亿册，报纸总印数为47.4亿份，分别比年增长21.9%、25.7%和81.6%。年，全国拥有78座电台、13座电视台，全国96%的县通了有线广播。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得以创建和扩建。运用歌唱、舞蹈、演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的文艺团体，活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在遥远的内蒙古草原上，也有一支文化轻骑队，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乌兰牧骑”。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但它对繁荣科学文化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直到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然是写进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基本政策。

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新千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为地球设立一个新的地质年代。这件事在年有了突破，他们宣布人类如今正生活在“人类世”纪元，并将开始的时间确定为年。因为这是核时代的开始，也是人类对地球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的开始。

促使人类文明深刻改变并影响地球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科技浪潮。年7月16日，第一颗实验性原子弹爆炸成功，原子能技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前景；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年，第一支晶体管制成，人类进入了在机器上延伸大脑功能的时代；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诞生，生命之谜从此被打开，一个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开启了；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迈出了人类向空间进军的脚步，还登上了月球。

新中国领导人焦虑地观察着这一切。面对科学技术大幅度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周恩来在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大声疾呼：“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则直截了当下了决心：“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后来他又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便正式组建了国家最高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集中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四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质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评选的名学部委员，标志着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进入了学术领导行列。与此同时，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政府也都相继组建了各种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从此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在全国范围内吹响“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是在年。中央政府当时的考虑是，要在12年之内使中国落后的科学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年12月，名科学家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编制出了《-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共确定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挑选出有战略意义的12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予以优先保证。

在科学家们看来，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这个规划的主要任务于年提前完成，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在《规划》列出的12个重点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排在了第一位。事实上，中央领导人对原子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