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中国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层武士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续了年的统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并开始了将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强国的维新改革。
日本模仿西方订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废除身份制度;结束藩主割据,废藩置县,将权力集于中央;统一货币;依照德国和英国的模式重编陆军和海军,规定全国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一律须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过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施政纲领,提出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
基于这一对外扩张的国策,第一要务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在设立兵部省、外务省和发展军工的工部省后,日本又设置了由天皇直辖的军部。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从此确立了军阀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统领下的军队,要求皇军为扩张战争奉献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颁布《军人敕谕》,要求日本皇军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确立,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重要标志。
“神道”的基本含义是:在这个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国”。日本是单一民族,万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潜存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国是神国,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亿的世界;一神的附属,永传万乘之王道。”由“神国”引申,便是“神国中心论”,即:日本在东方,“东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开辟,由东方开始……”
日本人的“神国”论衍生出两个重要概念:
其一是绝对尊皇
日本国民对“天皇是神的后裔”之说确信不疑。率先指挥日军入侵远东的丰臣秀吉就曾向国人宣布:“夫日本神国,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无差别。”尊皇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人对“神”即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已经超出宗教的范畴,成为延续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丰臣秀吉其二是从“神国中心论”到“神国所有论”的延伸
日本宣称自己位于开天辟地的起始之地,是为了证明整个世界本该属于日本。对此,佐藤信渊的表述是:“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系可为郡县,万国君长皆可为臣仆。”“以此神州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
从尊皇到“神国”,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庄园制的产物。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侵,庄园主武装了部分庄民,这些庄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专职武士。在日本国内长期的战乱中,各个政治集团都拥有效忠于自己的武士集团,这些武士集团成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自年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至年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层武士集团统治日本长达年,武士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浸染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武士道的精神内涵复杂,主要有两个层面组成。
一是绝对的服从
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
武士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
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闻书》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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