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质心理理论中,人格结构是由特质相互联

反社会行为的定义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法律体系，因此不受法律随时间和不同司法管辖区变化的影响。多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标签——包括精神障碍、社会障碍、社交障碍和反社会人格障碍——被用来描述一系列被认为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行为和特征。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过追踪反社会个体研究的学术史和临床兴趣来厘清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

虽然历史上已经承认了一类特别肆无忌惮的人的存在，但是皮内尔（PhilippePinel）在19世纪早期识别出极端反社会行为的一种“疯狂”典型。当时，所有的疾病都被认为是由推理障碍引起的。皮内尔指出，一些人行为不稳定、自我挫败，尽管他们从智力上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他创造了“maniesansdélire”这个术语——没有谵妄的精神错乱——来表示疾病可能涉及除“心智”以外的其他能力。

“道德错乱”一词成了皮内尔概念的英国化版本，更明确地强调了这种综合征涉及性格缺陷。到19世纪末，“精神变态”一词已经出现，以回应道德错乱的价值观念，最终，“精神变态人格”一词被广泛采用。

克莱克利（Cleckley，）及他的名著《理智的面具》，对阐明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变态的经典特征产生了影响。克莱克利是一名执业精神病学家，他的书包含了二十多个他曾经接触过的精神病患者的案例研究。克莱克利提到的精神病患者和普通罪犯差别甚大。

虽然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发生了冲突，但还有其他人没有，有些人甚至在他们选择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成功。典型的心理路径不是电影中流行的嗜血连环杀手（尽管这样的人可能是精神病患者的极端例子），而是更常见的骗子、重婚者和冒名顶替者。克莱克利感兴趣的地方——反映在他的书的标题中——精神病患者带有一种很有能力又很擅长社交的气场，但这气场里其实是空虚的内核。

精神病患者外表迷人、放松、看起来聪明，通常能给人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然而，面具很快就掉落了，他们精神上的不可靠、不真诚、自私和麻木不仁变得显而易见。精神病患者不仅给别人造成悲痛，而且往往也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无法维持对任何行动的长期承诺，经常通过鲁莽和冲动的行为从胜利的手中抢走失败。

与此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反社会者”一词与精神障碍患者一起使用。从一开始，精神疾病就被认为是一种器质性缺陷。另外，社会障碍一词强调了反社会行为的社会原因。利肯（、）提出精神障碍和社会障碍是不同的综合征。反社会者与精神障碍患者有许多性格缺陷——冲动、冷漠、欺骗——但缺乏暗示性和表面魅力。他们本质上是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是贫穷、忽视和粗糙而不合逻辑的纪律的结果。从数字上看，反社会者比精神障碍患者更普遍。

然而，在实践中，“精神障碍患者”一词被越来越宽松地应用于几乎所有犯罪的人。为了给定义带来一些明确性，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精神变态亚型［黑尔，；赫维（Hervé），；米伦和截维斯（MillonandDavis），；波伊恩雷斯（Poythress）等，］。最常见的区别是原发性、继发性和孤僻性精神障碍患者之间的区别（黑尔，）。

原发性或继发性精神障碍狭义地指典型的器质型综合征，其定义标准类似于克莱克利概述的标准。继发性精神变态者的特征是严重的神经质症状。他们的犯罪是内心情绪波动导致的行为表现。孤僻性精神障碍患者与反社会者类似，是不正常成长的结果。

为了诊断原发性精神障碍，黑尔改进了克莱克利的标准，制定了精神障碍清单（PCL，）和后来的修订版（PCL-R；黑尔，）。PCL-R包括一个结构化的评分过程，并为每个标准分配分数，最后生成一个精神变态总分。PCL-R的因素分析表明，它包括三个核心因素：（1）人际关系缺陷（操纵性、圆滑性、欺骗性等）；（2）情感缺陷（缺乏悔恨、缺乏焦虑、没有恐惧感、冷漠等）；（3）行为缺陷（冲动、需要刺激、缺乏计划性、不负责任等）［库克和米基（CookeandMichie），］。

作为结束对定义的混淆和对该术语的滥用的另一种尝试，《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完全取消了“精神变态”的标签，代之以APD。同样，另一个主要分类系统，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了“社会失调性人格障碍”一词。DSM-III和ICD-10不仅改变了疾病的名称，还对诊断标准做出了重大改变。

特别是，这些分类系统将重点从假设的性格因素转移到客观的行为标准上，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诊断。在DSM（DSM-IV-TR）中，APD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无视和侵犯他人权利的模式，这种模式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早期，一直持续到成年”。要得到APD诊断，个人必须年满18岁，有儿童期行为障碍史，并且至少满足七项标准中的三项。

然而，DSM做出的改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人员认为，APD的现代定义过于注重行为，没有涵盖早期精神病定义中描述的核心特质缺陷。最值得注意的是，黑尔批评DSM过度诊断APD的标准，认为它只描述了惯常的犯罪行为。虽然APD和精神疾病这两个标签经常互换使用，黑尔认为真正的精神变态者是APD诊断者的一个子集：所有的精神变态者都有APD，但并非所有被诊断为APD的个体都是精神变态者。

在这里，APD被用作包括精神变态在内的一般术语，而精神变态则被专门用来指那些同样符合更严格的克莱克利或黑尔标准的反社会个体。估计患有APD的罪犯比例取决于对该综合征的定义。一般来说，当使用DSM标准时，这个比例比使用精神病标准时要大。

患有APD的人不一定会犯罪，但是可能会表现出独特的犯罪模式。反社会的个人对不合比例的犯罪负有责任（法林顿等、莫菲特，）将APD和终生持续犯罪等同起来。就精神病患者而言，当他们犯下严重罪行时，这些罪行往往特别野蛮。精神病患者缺乏同情心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不会因受害者的痛苦而收敛。精神变态者杀人比非精神变态者更有可能是工具性的（计算）而不是反应性的（情感），并涉及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最后，患有APD的罪犯以高犯罪率而闻名。希斯科克（Hiscoke）等（）发现，与其他罪犯相比，根据DSM或ICD-10标准被诊断为反社会/社交障碍的罪犯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罪犯的4.8倍，再次进行暴力性犯罪的可能性是其他罪犯的3.7倍。当样本按照精神变态进行分类时，也有报告称其累犯率很高。

APD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征，包括多种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然而，APD的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背离了特质理论。首先，APD是作为一种分类结构来运作的。患有APD的个体被认为与没有患有APD的个体有质的不同。特质理论以人格特质是数量变数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人在从正常到不正常的转变过程中，变化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其次，APD是一种异质结构（威迪格，；威迪格等，）。

在特质理论中，人格结构是由特质相互联结形成的。相比之下，构成APD的特质来自临床观察，它们并不一定以任何概念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此外，一个人不必要满足所有的标准才能被诊断，因此两个都被诊断为APD的人，可能并没有共同的特质。这意味着，即使APD被概念化为一个维度结构，而不是范畴结构，也依然没有一个单一的“反社会”连续系统用来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