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有必要区分“在中国的佛学”与“中国的佛学”。“在中国的佛学”指的是只遵守印度的哲学而不与中国的思想发生接触的佛学,如唯识宗。“中国的佛学”指的是与中国思想结合了的,联系着中国的传统哲学发展起来的佛学,最具代表性的是禅宗。吕澂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里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发生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新学说。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印度发展中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断的传来,给予了它持续的影响;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中国佛学思想也逐步成熟,构成了如天台、贤首、禅宗等各种体系。因此,所谓中国佛学,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取了印度学说所而构成的一种新说。
这使我联想到目前我国的心理咨询以及今后本土化的发展。目前这个阶段似乎相当于佛经的广译阶段,即各种西方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的大量引入阶段,从经典的精神分析到后现代,各种各样的心理咨询理论流派都被引入进来了。这种引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书籍的翻译、我国学者出国学习然后回国传播、邀请国外学者来我国开展讲座工作坊连续培训项目。后两种方式最近两年由于网络的原因变得更加便捷,有些活动即不需要我们出国也不需要国外学者来到中国,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了。书籍的翻译类似于佛经的翻译,我国学者出国学习再回国传播也类似于古人西行求法,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人。但这种方式以及第三种方式邀请国外学者来讲学和培训,无论从流派的广度还是学者的数量上都远远超出当时佛学的引入。在佛学传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大乘和小乘的经典都被翻译过来了,但真正对中国思想产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中国固有的道家思想有关。后来中国佛学的建立和发展也都和当时的中国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等因素有关。冯友兰说“在中国的佛学”影响是短暂而有限的,而“中国的佛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看来,我国的心理咨询绝大多数应该叫做“在中国的心理咨询”,而这种“在中国的心理咨询”影响既不广泛也不见得能深远。说其影响不广泛,是因为这种影响目前只局限于心理咨询行业内部,并未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西方的某些心理学思想都曾经在多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马斯洛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等,其影响都远远的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至于其影响是否能深远那要留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评判了。近年来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都在呼唤着“中国的心理咨询”,并且很多学者在尝试和努力,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争论和反对的声音。我个人认为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应该会和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相似的经历和阶段,即必然会产生“中国的心理咨询”。目前这些被大量引入的心理咨询理论流派不可能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只有那些可以和我国固有文化发生融合的可以成功嫁接的才能持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中国的心理咨询”我认为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类似于天台、贤首、禅宗这样的,这一类仍然叫做佛教思想,只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佛学进行了改造。个人觉得朱建军老师的意象对话,徐钧老师的汉字聚焦,吴和明老师的心理传记以及我个人的正念体悟疗法可以划分到这一类里面。第二类类似于新儒家(程朱的理学和陆王的心学)。新儒家的产生始于对佛老的排斥和对孔孟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正是佛教思想的传入与繁荣催生了新儒家的产生(新儒家的产生还有其他历史背景因素这里暂且不提)。最开始发端于韩愈和李翱,到了宋五子把佛老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对传统儒学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尤其是在形而上学的部分,最后完成于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在理学和心学里面都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佛学的影子。个人觉得这种类似于新儒学的“中国的心理咨询”最有可能在中医心理学中产生。
最后,无论是禅宗还是新儒学都不是仅仅因为慧能、朱熹和王阳明的个人努力所能实现的,都和当时大的社会思想氛围、政治、阶级等诸多因素有关。由此,“中国的心理咨询”亦不能由“纯粹”的心理学家完成,必然是由那些精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深谙当代中国环境以及熟练掌握西方心理咨询理论方法的人才可能完成,从时间上来说也必然需要各种内外部环境都充分准备好了时才能完成。就像有人早于巴普洛夫几百年就观察并详细记录了条件反射;奥地利生理学家阿洛伊斯克赖多(AloisKreidl)年就论证了条件反射的基本原理;8年后的年埃德文特维莫(EdwinB.Twitmyer)在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也论及了条件反射;但这3个人的条件反射都没有产生影响,这正是因为这三个人提出条件反射时的内外部环境都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这些环境直到巴普洛夫的时候才真正准备好。“中国的心理咨询”所需要的这种内外部环境现在是否准备好了呢?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