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学宗教文化的力量二

续上篇《宗教文化的力量（一）》

如果人类的灵魂从不需要神，伟大先知摩西是无法成功造出一个上帝至高神，即使造出来，只要人类没有这个精神需求，上帝的力量也很快会没落。正因为上帝的力量，符合大时代背景，符合人类灵魂的需求，所以，他才会一直存在，从不曾消失过。哪怕是未来几千年，或是一万年，上帝的力量依旧不会消失，因为人类的灵魂需要他的美德和仁爱，还有勇敢，特别是在痛苦绝望的时刻。

芸芸众生，皆是饮食男女，尽是悲情人生，他们有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神的，需要神温暖的拥抱，需要神的博爱和光明的力量。所以，如果摩西当年带领族人，四十年的逃难路上，对族人撒了个谎言，那也一定是出于善意，而非恶意，至少来自于他自己的灵魂，耶和华这个神，一定是代表着爱，力量，希望和光明。与其说摩西造了个耶和华神，倒不如说，逃难路上的犹太人，需要耶和华神的力量，光明和勇气。

所以，我们历史学家，还有考古学家，哪怕已经可以考证到无神论思想，才是符合辩证哲学思想。他们其实也有充足证据，否定有神论思想的荒谬。但是，神对人类却是如此有意义，是无数教徒们的精神归宿，是无数人的精神救命稻草。哪怕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神，相信历史学家，还有很多思想先知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人们，你们若希望，神一定与你们同在。

摩（Mo）西是犹（You）太民族的伟大先知，就好像佛陀是古印度人的伟大先知，黄帝，老子，孔子是中国人的伟大先知一样。不可否认，这些人类先知们，他们的博爱胸怀和伟大思想，影响着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哪怕是在未来一千年或是一万年，他们的伟大灵魂和高尚品德，还有伟大的思想，依旧影响着人类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

在上一章，我们讨论到宗教信仰是特殊时代的精神需求，是大动乱时期人们抵抗剥削和压迫的精神支撑。是的，当苦难的人类再次需要上帝的力量，另一个伟大的人，耶（su）稣诞生了，他以上帝之子的名义，来到人间为苦难的人们传教，救赎人们苦难的灵魂，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把耶（Ye）和华神的一切美好的爱和勇敢，注入人们的心灵，开启苦难大众的思想。摩（Mo）西时代的上帝思想，更像是一个国家政治领袖的思想，主要内容为民族的历史，法律，禁条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服从。到了耶（Ye）稣时代的上帝思想，更类似于中国孔子时代的哲学思想，又类似于佛佗时代的哲学思想，主要关于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关于众生平等自由方面的思想教化。。继耶（Ye）稣时代之后，又迎来了保罗、彼得、约翰、马（Ma）太时代的上帝思想，于是一部《新约.圣经》诞生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

如果说，《旧约.圣经》是摩（Mo）西时代的上帝思想，那么《新约.圣经》就是耶（Ye）稣时代的上帝思想。摩（Mo）西时代的上帝，是犹（You）太人唯一的真神，也是犹（You）太人的民族历史；耶（Ye）稣时代的上帝思想，是世界所有基（du）督教徒们的真神，也是一部基督宗教的血泪发迹史。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从三千多年前的摩西，到后来的基（du）督耶稣，真神耶和华（上帝）的形象，从来没有肉身显形过。摩（Mo）西对犹（You）太人说，他是受上帝之圣意救赎族人于苦难之中；耶稣对门徒说，他是上帝之子来到人间，教化普度众生。

讨论到这里，我们都应该明白，所谓的上帝，不过是摩（Mo）西对犹（You）太人撒下的一个善意的谎言，不过是耶（Ye）稣对门徒们撒下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在善意的谎言之下，摩（mo）西挽救了犹（You）太人的命运，并为犹（You）太民族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民族奋斗历史；上帝之子耶稣为人类开创了一个影响人类文明和进程的伟大宗教——基督教。不可否认，摩西是伟大的人，耶稣也是伟大的人，他们有着伟大的灵魂和高尚的美德。然而，为什么他们不像佛佗和孔子一样，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对人们传授知识和思想，而是要以上帝之名？我们应该相信，这不应该是一个偶然，应该是与他们底层的文化基因有关联。

不得不说，犹（you）太民族的发迹史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发迹史十分相似。相对于古（ai）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他们都是外来侵略者，都是历经长期的游牧流浪生涯，最后靠侵略掠夺半路发家致富的外来文明。前面讨论过，古希腊人的文化密码——杀戮，掠夺和侵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想。摩（MO）西和耶（Ye）稣都是犹（You）太人，留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从来没有离他们而去，从潜意识里，操纵着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所以，借真神之名，不过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且不可侵犯的精神领袖地位，实现精神形式上的“真神”掌控至高权力。

即使如此，当我们抛开上帝的名义，像读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的哲学思想一样，我们就会明白，所谓上帝的思想，不过都是人类的思想，不过都是人类的悲欢离合，不过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情感。但是，从未以肉身现形的真神——上帝，对于人类依旧是伟大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神可能是假的，但精神生命一定是存在的，并且是人类无比热爱和渴望的。所以，当人们再讨论这个有没有神，有没有上帝，我们依然应该说，只要你热爱和渴望，神或上帝一定与你同在。

讨论完犹（You）太人的民族史，讨论完基（du）督耶（Ye）稣教的发展史，我们又再来聊聊古希腊哲学，中国古哲学，基督教哲学这几个话题。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们会提到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哲学的“偶然相遇”。如果我们读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后，再去读读中国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的哲学思想，我们很快就惊讶地发现，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和古中国哲学竟然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古希腊哲学提到了道德，伦理，责任，平等，自由，命运和天命等等这些思想，古中国哲学都一一提到了，包括物理学，几何学，光学等这些科学思想，我们也在墨家思想里找到了相关理论学说。古希腊哲学思想所涉及到的话题和内容，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里都能找到，甚至古希腊哲学没有涉及到的很多思想内容，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思想里都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都会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联，也是说，社会生产力，社会人文需求，还有时代背景等这些宏观因素在决定哲学或是科学思想的方向。如果说，当时古希腊地区从没有与古中国存在任何贸易或文化上的互动，只能说，当时古希腊地区的社会环境与同时期中国的社会环境很相似。当然古希腊文明传承的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这三大文明。也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思想，在自然哲学辩证关系上，和这三大人类文明密切相关联，可以说是母与子的逻辑关系。而对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当然也与三皇五帝，夏商周这些远古时代密切相关，也是母与子的前后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古希腊哲学思想承接的是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的文明，而中国春秋战国百家思想承接的是中国远古时代的文明。所以，从自然哲学辩证关系上，我们已经看出人类远古时代的四大文明国家地区，确实存在着很多类同之外，在社会生产力，社会人文环境，自然哲学思想这些方面，几乎是同频率同呼吸。

好了，我们说了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古哲学的相似之外，现在又来说说基督教哲学和中国古哲学的相似之外。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国古哲学，这都是很巨大的话题，如果都要一一详细说，那基本就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所以，我们尽量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谈这些话题。基督教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思想相互融合的一个新哲学思想体系。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普罗提诺（公元年-年），生于埃及，先师从阿曼纽斯学习哲学，后来又学习柏拉图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后来他提出了第一本体“太一”说。太一无形式，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运动，无变化。不得不说，“太一”说新柏拉图主义，正好与中国老庄道学思想相似。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说，对于过去的古希腊哲学而言，是一个质的提升和完善，是原来“是者”最高哲学理念的又一个进步与扩展。不仅如此，“太一”说对后来基督教哲学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基督教哲学直接用“太一”说代入基（Ye）督教的耶和华神的形象。《约翰福音》里著名的“道肉成身”学说，引用了正是“太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凭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中国人说的”道“，用希腊文意译，即是”逻各斯“。而在希腊哲学里，”逻各斯“可意译为最高神。当然，运用到基（Ye）督教哲学上，自然就意译为耶和华神了。于是，”道是耶稣基督“就这样成为基督教哲学论说了。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所谓的神或是道，不过是一个文字上的概念词，其真正的意思不过一种思想，一种具有生命，力量，光明自然属性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大自然力量，一种无形且无止境的自然规律。摩（Mo）西懂得这种大自然力量的魅力无穷，但他又无法用任何语言去解释这种且有生命，力量和光明的力量，于是用了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意译造物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当摩（mo）西为造物主命名的时候，潜意识中把犹（You）太民族的文化基因显现其中，那就是赋予了耶（Ye）和华神至高无上且不可侵犯的权力。这一点正好体现了犹（You）太民族底层文化基因的“丛林法则”思想。相同的哲学思想，相同的文化内涵，但中国的老子和孔子，他们就没有赋予了”道“有这样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恰恰相反，中国的天道文化，中国的伦理道德，其实凌驾于政治和司法权力之上。

我们再回头看看古希腊哲学，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整个哲学思维模式里，始终会有一个最高点，比如“德性”，“理智”，“是者”，“善为最高准则”这些哲学理论学说，都是分层意识形态，而中国古哲学思想，无论是中医、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从来都是围绕阴阳五行学说的辩证关系展开，可以说，中国古哲学思想，虽说是百家思想齐放，却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围绕易学阴阳五行学说的辩证关系展开。阴阳五行学说，其实就是万物轮回的自然法则思想，它与神学思想没有关联。对于佛教，我们追溯到的佛佗思想，也是万物轮回自然法则思想，与神学思想没有关联性。相反，在古希腊哲学里，我们能读到比“理智”、“是者”“善”更高层次的哲学思想，那就是造物主——神。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像牛顿，爱恩斯坦，霍金这些人类顶层科学家，他们最后也走进神学思想境界。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潜意识里的底层文化基因，那就是丛林法则金字塔式思想，所以，当这些科学家们走上科学的巅峰之后，自然而然就走向神学境界。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与古印度地区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上的互动交流，中国史书上，把古印度地区称为身毒国。而古印度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存在着贸易文化上的互动交流，在这几个古老文明的交集中转地，形成了爱琴文明，形成了古老的国际贸易文化中心——特伊洛。也就是说，如果古中国也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有些什么经济文化上的互动，那古印度地区就是这个中转地。所以，在人类的远古时代，人类四大文明国家地区，其实一直存在着直接或是间接的经济文化上的互动交流。人类的先进文明和先进思想，其实一直存在着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宗教，一定会符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一定会符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人们对宗教的精神需求，一定是出现于一个动乱且黑暗的时代。现在我们来印证下每个国家宗教建立的时间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国道教始于东汉后期的黄老道民间教团，黄巾起义正是东汉晚期的太平道宗教组织，当然黄巾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自东汉政权覆灭后，中国历史直接进入三国，晋朝，南北朝这三个大动乱时代，持续三百年之久。在这三百多年时间，原来的民间教团逐渐壮大完善，最后形成成熟的正统道教。无疑，中国道教形成于一个大动乱时代。在东汉64年，佛教传入中国，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发展壮大盛行开来。无疑，中国佛教也形成于一个大动乱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也是个军阀政权大混乱时代，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产生于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差不多同时期兴起的古希腊哲学，也是产生于希波战争的动乱时代背景下。虽然佛佗时代的社会背景无法考证，但我们应该相信，因为人们的精神需要，佛佗才能把伟大的思想传授于众人。大时代环境下，人们若是生活富贵，又没有精神困惑，那么佛佗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生命感慨和思考，最后也不可能诞生一个伟大的佛佗时代。

特殊的时代，出现伟大的人，出现伟大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圣人，或是伟大的思想，一定是符合他那个时代的文化需求。某一种事物的出现和成长，必须建立在一定自然属性上。这就像一颗树的生长，需要阳光雨水土壤气候等这些自然属性条件。思想也是一样，需要建立在符合辩证关系的自然属性上，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精神需求有逻辑关系。从辩证逻辑关系上，大动乱时代产出伟大的救世思想，和平时代产出伟大的艺术情怀。在中国的汉唐宋时代，诗词散文，宗教，戏曲，琴棋书书画，雕塑等艺术的蓬勃发展，几乎处于历史巅峰。中国古文学，始于春秋，盛于唐宋。但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哲学，中国春秋战国百家思想，佛佗思想都是救世哲学，解决自然，社会，人类，生老病死等这些问题。这些救世哲学对于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极其重要且不能缺少的。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时期的救世哲学，一直传承至今，越是在社会动乱时代，这些救世哲学思想越是呈现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承担着其重要的救世历史责任。所以，从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上，无论后来出现多少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无法超越这几个时期的人类哲学思想。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里，一切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法律，政治，军事等等，都是在解决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伦理法律，生老病死这些问题。应该说，在古希腊哲学家，中国春秋战国百家思想，佛佗思想之后的所有哲学家，思想家们，他们不过是一直在用新的语言诠释前辈们的救世哲学思想。中国的思想家孔子，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说：述而不作。

是的，人类无法发明思想，只能是思想来源于大自然的启示，来自于社会实践生活中的总结与启示，来自于一切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人类思想，不过是大自然关系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另一种呈现，甚至可以说，人类把天文地理现象，汇聚成知识，代入到社会实践生活中，当然，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会反过来影响大自然本身。也就是说，自然，人类，社会活动三者之间是相成相辅，和谐共存的辩证逻辑关系。世间万物，都以辩证关系，形成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逻辑关系，而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逻辑关系，又形成一个无限性的逻辑关系，于是，这个无限性的逻辑关系，一直无限循环下去。这种无限关系，可以理解佛教的万物轮回思想，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运动关系，并且这种运动关系是有着逻辑关系，而逻辑关系，必须依附于自然属性，而这些自然属性又必须依附着辩证关系。归根到底，世间万物，以辩证关系为介质，相互关联到一起。

既然如此，宗教文化本身也一定会依附着自然属性，依附着与时代背景存在辩证关系上的精神需求，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存在辩证关系。前面论证过，宗教文化出现于人类哲学思想之后，是集合人类早期祭祀，占卜，庙宇，风水命理学，还有人类哲学思想的多元文化于一体的新型文明体。也就是说，宗教文化是人类哲学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把人类哲学思想以更加立体直观的方式呈现于平民百姓，把原来无形的文化形态，变现成更加通俗化的宗教场所和宗教礼仪，直接普及于广大民众中。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原来无形的文化形态相比，是有限性的狭隘思维。比如关于善恶，只能用神鬼来表达；关于生命轮回的因果关系，只能用三界六道二十八重天等这些更加通俗化的方式来呈现，并广泛普及于平民百姓中。

事实上，宗教文化的核心，主要表现于人生哲学方面，祭祀，占卜，命理，庙宇这些不过是为了迎合平民老百姓的日常人文风俗习惯。人类思想，本来就是一种很宽泛的无形态的文化，语言，文字，宗教，礼仪，人文风俗等等这些不过是文化的载体，既然文化必须以宗教仪式来呈现，自然也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变现成有限性思想，变现成符合大众化文化需求。对于普罗大众，宗教文化比起那宽泛且高深的哲学理论更能吸引他们，谈论善恶这些哲学题，他们更喜欢谈论神鬼故事。一个人认知观，决定了他的文化需求，对于普罗大众，他们的认知观，更适合宗教的形式来理解生命哲学这些议题。更高层次的认知观，才适合讨论更为宽泛的哲学议题。然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越是高层次认知观，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度越高，批判宗教文化为糟粕思想的，往往是那些宗教一知半解的普通知识分子，这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把宗教，祭祀庙会，占卜风水视为糟粕文化。但无论如何，这些糟粕文化在民间可能沉落过，但从未消失过。是的，当来自于大自然的知识，转换成人类社会中的人文风俗后，她将会一直存在着，只是存在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人类的生存，始终无法脱离自然属性，阳光，空气，雨水，植物，动植物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的必要生存条件，所以，天地人思想就这样形成，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就这样形成。在整个人类知识系统里，自然哲学一定是根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根基，一切科学必须建立在这个文化根基上。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知识系统来自于大自然，而且这个知识系统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整体思想到分层思想，也就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原来连在一起的天地人思想会分裂出无数个分层思想，这就好像一颗大树长出来很多树枝，叶子，花朵，果实。不仅如此，树枝，叶子，花朵，果实始终随着自然气候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一切的变化都是依附在一定的自然规律上，包括原来的“天地人”这个文化根基，也在随时变化之中。

然而，在整个人类知识大系统里，自然哲学是那个最基础的文化根基，宗教文化是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一根大树枝。而这根大树枝恰好符合普罗大众的文化需求，解决他们对生老病死的精神困惑。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时代，人们对宗教的精神依赖更大。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在中东，西亚，欧洲这些长期处于殖民主义无序扩张的国家地区，宗教信仰比中国会更加重要更加坚定，几乎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反而是在中国，宗教对大多数人可有可无，至少并不执着于宗教信仰，当然有些少数宗教民族例外。也就是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里，中国人对宗教文化的精神需求并不很大，至少不会像中东，西亚，欧洲，非洲这些国家，对宗教文化有着强烈的依赖性。

中国人对宗教文化可有可无的精神需求，正好反映出中国整体的社会环境是相对性的和平安定，又或者在大多数时候，中国民间对宗教文化的需求，更像是一种节日习俗，像中国二十四节气那样，以一份平常心对待，而不是过分执着的“迷信”。西方的教皇拥有不可侵犯的神权，中国的宗教住持和大师，从来不被赋予这种绝对性的神权，反而是承担了普惠众生的“”救世主”角色。

所以，不同的文化土壤下，不同的民族底层文化基因，宗教信仰也会被赋予不一样的文化属性。我们前面讨论过欧洲历史始终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当宗教文化被赋予绝对性神权后，就有了不可侵犯的至高神和造物主—上帝。与其说上帝的神权不可侵犯，其实是欧洲人的底层文化基因里的“殖民主义”，被转化成“上帝”的角色，成为极权主义的文化形式上的“肉身佛”。如果罗马帝国的耶（ye）稣出生在中国，或是出生在古印度，相信他不会被钉上十字架，而是被人们尊敬和无条件的保护，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政治到民间，始终有着保护“圣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觉性，古印度文化，也是从贵族到平民，都有着保护“圣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