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读懂中国读中国文化精神

在这里读懂“中国”——读《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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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想读懂中国的人，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绕过去。张岱年、程宜山的《中国文化精神》则站在学术的角度，以严谨的文笔、清晰的思路，厘清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内核，为我们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

“中国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当一个外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一个具有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的人。当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发问时，它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即历史中那个与现在的我们隔着整个工业时代的五千年厚重传统。这样的精神是高度抽象的，但在具体的生活中又是清晰可辨、甚至是可以捕捉的。它以世界文明为参照系，更是立足于孕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深植于这个民族的特定话语中的，即使某个时期文化的传统断了，但精神的东西依然能凌驾于刻意摧毁它的那段时间或空间，表现得根深蒂固，在任何愿意重新提起它的记忆里再次复活。这也是我们阅读与记忆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对传统的热切呼唤与理性弘扬，也正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的继续奔流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河床。

中国是一个自古就十分重视精神延续的国度，中国文化精神在过去的多个时代能够盘根错节、不断生长，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觉诉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文献，即是这些文化精神的物质底本。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溯流与再解读，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精神提供了一种路径。在张岱年看来，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这种创造在过程论上的意义，指的“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同时，他也反对一些人单纯采用“共时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化，忽视文化具有个别的、零散的存在状态的事实，“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是他所持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文化是复杂的，要认识和追溯文化的基本精神，只停留在“何为文化？”“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的层面还远远不够。关于文化的复杂性，张岱年则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其中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最为重要；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即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我们正是身处这三种文化的包围之中，并受其濡染，成为特定文化下特定的人，正因如此，“中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才成为一个个具有浓郁文化符号的“人”。而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所主要指向的问题，则体现为三种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下所包裹着的种种问题，是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要直接面对的，在面对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和深化了三种关系，衍生出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的内容。

虽然文化是复杂的，文化系统是多层次、多层面的动态系统，但作者并未否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自然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不同，文化是“能动的人创造出来的，并且是在一定的意志和目的的驱使下、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并且“人类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受到历史上已有成就的规定，因而具有积累性和规则性”，这种规律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梳理、把握与继承文化成为了可能。此外，任何文化都是诞生于一定的时间，并在一定的地域、民族中发展、演变的，因此，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文化的重要属性，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时代特点，这是一般；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各具民族特点，这是特殊。同一时代同一民族有表现其共同心理的共同文化，这是一般；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又有表现其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不同心理的两种文化，这是特殊。一般总是寓于特殊并通过特殊而存在。”这种特殊性与一般性的交织，像那些生活中相互勾连的小路，为我们走进中国文化精神、在文化的内部畅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入口。

既然文化的复杂性并不代表文化精神的不可认知性，那么，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中最基础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张岱年在分析《周易大传》时指出，它高度凝聚了并有机结合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等思想，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即形成了一个以刚健有为为中心的宏大生活原则体系，影响、塑造并推动了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论及这一文化体系里最为核心的精神要素，他主要则归结为四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在汉代以后的社会中，中国文化在各个时代的聚合与壮大，乃至分流、再聚合，千余年的演变也正体现了这四种核心要素的相互推动，从哲学、宗教到市井生活观念，都可以看到具体而鲜明的印记。并且，他进一步强调，这四种文化要素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为表里、彼此有所统摄。具体来说，“‘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华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这里暂且不去考据这种核心要素的提炼是否全面，以及与文化中的三种关系相对应的合理性，但这种系统的观念与研究思路无疑是颇具见地的，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内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并帮助我们站到了一个很高的认知的顶端。《中国文化精神》充满了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又不乏学术激情，丰富的论据更在无形中充当了后来者认知的阶梯，给那些愿意在中国文化里深掘、探险的人以指示和烛照。

作者善于抓住文化的源头以寻找文化的内核，并通过对文化发展脉络的考察来梳理文化的发展、演变，从时代、民族、地域、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原因、本质特征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剖析，主张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的优势与弊端，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处理好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因此，本书所呈现的中国文化精神，既有其内在的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一面，又可见某些异质性因素在不同时代所迸发出的鲜活生命力。在最后一章，作者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一方面继续弘扬民族主体精神，一方面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并特别强调，“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最后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及文化要素间的“可离性”和“可相容性”，则是实现这种“综合创造”的可能性前提和依据。这一观点，也正体现出文化常“演”常“新”的本质，呼应了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斯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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