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为何热衷切腹自裁,原来是中国人给

日本军人为何热衷切腹自裁，原来是中国人给教的

中国文化历来是讲究人的气质的，古代的相术中就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功名看器宇，富贵看精神”。在流传广泛的相术里，所谓的摸骨法就是注重骨相。常人看来，就是根据人的骨头形状判断人的富贵贫贱、穷通寿夭。其实不然，真正的相术大师所说的骨相，其实就是人的气质。气质虽然令人难以捉摸，但却是骨子里渗透出来的东西。除非是演技高明的表演大师，否则一个人的气质既掩隐不了，更做作不出来。

在西方的行为学里，常常将人的气质分为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胆汁质。但这个分类学多倾向于生理学特征，而忽略了一个人的社会学特征。毕竟一个人出生以后，就注定需要与社会和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流，那种根源于生物基础的分类依据便在很多情况下显得缺乏说服力。所以，关于西方学者的这个分类，学界只是沿用其学说，但并没有完全认可。即使在一般的人看来，将一个人确切地分类到某个类型中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是复杂和混合的。人性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更何况人类是善于掩饰和表演的生物。

而在文化学领域，人们更多地凭借其行为和品格特点对气质进行分类。例如欧洲中世纪时期备受人推崇的骑士精神。骑士精神的核心价值就是忠诚信仰、崇尚荣誉、遵守规则。骑士精神的出现和倡导，几乎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人类行为的动物性特征逐渐主导优势，而以理性思维、高贵品格开始占据上风。骑士精神是尚武的，但又不同于那种蒙昧时代的疯狂杀戮和暴力至上，骑士开始思考为什么杀戮，杀戮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这种思考的启动标志着整个人类开始对同类、对杀戮有了觉醒和辩证。

一个骑士，可以为信仰、为荣誉浴血奋战，直至杀身成仁，但绝不会为了个人私利而张扬武力；骑士讲究公平战斗，胜要光彩、败要磊落，绝不会去残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老弱妇孺或者已经丧失战斗能力的战士；骑士讲求承诺至上，不管这份承诺是对上司、朋友、亲人或者陌生人做出的。违背了这三条，对于一个骑士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但其实精神并不是欧洲独有的，更不是欧洲最先产生的。这种骑士精神反映在中国文化里就是侠义。侠义在中国文化里产生的根源非常悠久，但名正言顺地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出现，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就专门写了一个部分：《刺客列传》，专门为专诸、聂政、曹沫、豫让、荆轲五个刺客树碑立传，弘扬他们尚义、使气、为气的任侠精神，“千金重一诺，杀身以成仁”。当然，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是否“仁”需要区别对待，毕竟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阶层视角下的“仁”是有着不同含义的。但司马迁对于这种产生与民间，在当时尚未得到主流文化认可的“任侠”精神显然是十分钦佩的，否则以这几个刺客的身份和品阶，远远达不到为其列传的标准。当时的主流文化是反对这种张扬个性、自作主张的任侠行为的，比如司马迁的顶头上司汉武帝刘彻就明确表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虽然顶层设计者是反对任何对于帝王权威、王道皇纲有影响的力量存在的，但任侠精神还是在历史上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郁郁葱葱、长久不衰。例如唐朝时期的虬髯客、红拂女、李靖，被人称做“风尘三侠”，而后来的李靖将任侠精神成功转化为主流文化所认同的忠君爱民，出将入相，为唐代的兴盛和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宋代时期备受民间推崇的“七侠五义”故事，个个锄强扶弱、匡扶正义，几乎成了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救世菩萨和精神支撑。再有就是《水浒传》中，水泊梁山“替天行道”的大旗一竖，个好汉就云集而来，凝聚他们的共同精神力量就是任侠精神。但水浒将的任侠精神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动辄滥杀无辜、逼良为娼、不择手段，“任”是足够任性的，但“侠”字似乎就不够了，若在以“道义”、“天道”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很多行为就更显得残暴和粗疏了，远非“七侠五义”中的“侠义”精神那般干净、纯粹、分明。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总结最到位、演绎最精彩的莫过于当代的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了。金庸先生在塑造了很多宝马轻裘、仗剑天涯、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侠客形象之后，又相继塑造了郭靖和乔峰两个侠客形象。郭靖将“侠”定义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一下子将侠义的内涵提升到了更为广阔的价值层面。而乔峰则穷尽一生心力，在遭遇种种磨难、误解、冤屈和波折之后，毅然抛弃国度、种族、恩仇等种种常人难以逾越的情感分野，不因个人仇恨与荣华富贵妄动刀兵，为换取天下百姓安稳和平不惜自戕身亡，将侠义精神诠释为怜爱天下苍生的大慈大悲、大仁大义。当然，郭靖之“侠”在现实中有很多真实例证，而乔峰之“侠”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个理想模型深受读者的推崇，也反映出从中国文化的血脉深处，是有着这样的渊源和追求的。

中国的侠义精神自从诞生以后就蓬勃发展、根深蒂固，也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侠义精神在唐代的时候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频繁也传播到了日本，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根苗和核心内容。一个正宗的日本武士，他会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信仰、使命、任务、承诺而牺牲，信仰被玷污、使命受挫、任务不遂、承诺失效，对于一个日本武士乃至整个家族来说就是莫大的耻辱，唯有鲜血才能洗刷。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区别于中国侠义道精神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侠义道精神强调的是侠义，是被奉为天下公理的“义”字，更侧重对群体整体规则和利益的维护，而日本的武士道则更倾向于对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忠诚，而非对普世价值观的尊崇。一个是大众，一个是小众，这个分野非常明显。这显然是与两个国家的地理特征和历史进程是有关的。中国是一个大内陆国，虽然纷争不断，但“天下一统”始终是主流和总趋向；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诸侯小国分而治之，家族势力掌管乾坤，使武士道精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缺乏同一价值观的统帅。从这个角度也似乎可以认定，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队对所侵犯国家之所以会犯下累累罪行，就是由于日本武士道精神虽然源于中国的侠义道，但这种侠义道的日本化过程中产生了变异，将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等核心价值丢失了，所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显得更为冷血和残暴。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冷兵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按说，一个武士成为军人以后，掌管他们的思维和行为的就不能是原来的武士道精神，而是军人的荣誉和纪律。军人的纪律首要的一条就是服从命令。但日本的战士在战斗失败或者遭受其他打击之后，就乐于选择切腹自裁，如果严格地从军队纪律的角度说，显然没有哪一条纪律会要求战士擅自对自己的生命做处置。但当时的日本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居然是默认战士的这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做派的。因为按照当时日本的制度，一个战士战斗失败或者叛逃之后，他本人或其家族会受到追究。但一个战士倘若选择了切腹自裁，那么就可以豁免罪行，其家族也依旧可以享受军属的荣耀和待遇。

（此为系列文章，原标题为《骑士精神、绅士风度、贵族品质及中国文化的先天性基因缺陷》，因篇幅过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故分三部分分别发表，欢迎读者朋友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