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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可以改变什么？
文章来源：精神_精神心理_精神心理疾病诊疗网站 发布时间:2016-12-1 7:11:20 点击数： 次
精神分析可以改变什么？
近期在西欧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有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地方，那便是涉案的恐怖分子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多人尝试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极端意识形态的诱惑和宗教的洗脑，然而，为何如此大量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轻易地被诱惑和被洗脑？师承拉康的法国精神分析家霍夫曼提醒我们，看待恐怖分子的年轻化趋势，不可以忽略青少年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青少年。他们正经历着外在的身份认同缺失及内在的匮乏感。在精神分析中，一个主体只有通过被大彼者命名才能够进入象征秩序，成为语言的主体，也就是意义的主体。在生存的“无（意义）”和死亡的“有（意义）”之间，后者反而成了一条“生”路，甚至可能是唯一的。
当然，恐怖袭击并不是当今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爆发的唯一症状。另一个更为普遍和潜在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有意义的联结。霍夫曼说，拉康早已预见这个局面。他在后期理论中着重讨论“爱”，在他看来，爱是改变辞说的征兆，而辞说即社会联结，因而爱趋向于创造社会联结。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可以说是站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面。近日，医院为心理治疗师举办培训。澎湃新闻在他的弟子、精神分析家杨春强博士的分析室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克里斯蒂安?霍夫曼教授（ChristianHoffmann），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拉康嫡系弟子，巴黎七大（UniversitéParisDiderot）教授，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博士学院现任院长，巴黎七大前副校长。图为霍夫曼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者访谈现场。
新型恐怖主义：寻求“意义”的自杀式袭击
澎湃新闻：近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很多恐怖分子都是年轻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我们如何去理解他们的极端行为呢？
霍夫曼：我认为近期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是一种新型恐怖主义，它与之前的恐怖主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确实，这种恐怖主义涉及的几乎都是青少年，或是年轻人。其中一个原因是，青少年总会面临身份认同上的困难，他感到一种内在的空虚和匮乏，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身份，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精神分析把它作为青少年主体性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何会急于采取一些别人提供给他们的虚假解决方案，从而获得一个现成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些精神上较为脆弱的青年，他们为了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总是时刻准备着扑向别人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我们从一些社会学和司法的严肃调查中了解到，新型恐怖主义确实涉及很多处于困境中的年轻人，但不仅限于此，它也涉及一些中产阶级出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新型恐怖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这些年轻的恐怖分子自愿，甚至是下定决心去死。最早的法国恐怖分子之一，图卢兹的梅拉赫（MohamedMerah）说过，“你们热爱生命，而我热爱死亡”。梅拉赫的这句话在哲学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了恐怖主义行动的座右铭。这些非常年轻的人为何决心寻求死亡？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文明来说是一个问题。其中一种假设是，这些年轻人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所以宁愿通过自杀和杀人来取得一个社会位置，成为烈士、成为他们家庭和社群中的“英雄”，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要继续活在“虚无”之中。当然，我们也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年轻人同时也是被一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利用了。这个组织向他们灌输一种值得捍卫的理想，而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拥护这种理想，哪怕要以生命为代价。
这种现象用拉康的理论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在言说中找不到他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他的言说不能赋予他存在的意义，如果意义被排除在他的存在之外，那么这种在言说中缺席的意义就会返回到实在界（leréel）（采访者注：实在界指的是不能被符号化的领域），直到出现在主体的死亡中。而在我们的时代，意义被排除的意思就是他们无法进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象征秩序。
澎湃新闻：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活在实在界？
霍夫曼：正是这样。他们生活在拉康所说的“字母的实在(leréeldelalettre)”中，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所有事情，而不能通过宗教文本或其他文本来反思自身。他们感觉自己活在一些实在的文字中，并且按照字面意义使用语言。这些是实在界的恐怖分子。他们一心向死，这时，任何象征层面上的调解都失效了，他们不给语言任何机会。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中，特警发现语言调解根本是徒劳的。他们冲向死亡，召唤死亡，因此才有这些可怕的袭击。
拉康
通过爱，主体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创造和他人的联结
澎湃新闻：您说到一些年轻的恐怖分子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您也提到青少年多少都会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这种青少年独有的主体性在法国或者欧洲社会中的普通青少年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
霍夫曼：大部分情况下，今天青少年的困扰不再是几十年前弗洛伊德那时候的关于性的困扰，而是更多地围绕着爱情生活的建立。我们知道如今青少年阶段已经延伸到20岁，甚至25岁。另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主动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快感，比如性，毒品等等，至少在西方社会是如此。然后，他们带着一种焦虑来找分析家，说，“所有的快感我都尝遍了，现在我问自己什么叫做成为一个男人/女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如何在社会中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也是深深困扰着他们的。
澎湃新闻：青少年抱怨越来越难建立亲密关系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病症，即人与人之间缺乏有意义的联结。精神分析认为，个体之间是通过辞说来建立联结的。主人辞说把主人和奴隶联系在一起，大学辞说把老师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唯独资本主义辞说除外：它创造的不是人与人，而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个体与物品之间的消费与生产关系。所以拉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都成了社会关系上的无产者。可否请您谈谈精神分析是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联结缺失的？
霍夫曼：确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是物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由占有多少物来定义（成功、自尊等等）。这种社会关系背后是一种自恋的认同，并不把彼者纳入自身的精神结构之中。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个性，认同建立在排他型的自恋关系上，以一个虚假自我压抑对别人的爱。自恋的精神结构导致自我远离别人，也因此造成了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产生神经症的爱：表现形式也许是极端依赖别人、关心别人，然而目标是爱能够返回自身，它的本质是自恋型的爱——没有能力爱别人。
拉康从第20个讨论班开始着重探讨爱，并且把爱作为我们改变了辞说的征兆（“L’amour,c’estlesignequ’onchangedediscours.”）。对于拉康来说，辞说就是社会联结，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爱能够创造社会联结。我觉得拉康在他教学生涯后期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给当代精神分析的临床提供了一个方向。通过爱，当然这是一种不同于神经症的爱，一个主体才能够在这个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中继续创造与他人之间的联结。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的临床本身也是一种联结，因为分析家和分析者通过移情被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说，移情是非常接近爱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精神分析才能够揭示出分析者的主体性真理。拉康说，主体总是以一种倒转的形式从别人那里接收到关于自身的真理，也就是说，主体的真理总是由别人向主体传达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可以说是站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面。
澎湃新闻：在欧洲是亲密关系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的青少年来说，最难的可能是处理跟父母的关系。他们太多地被大彼者，被父母的欲望所抓捕了。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