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如何干预和预防精神病人暴力犯罪行

“这是为他们好”：中和技术下的精神病人安保暴力使用

译介：韦佳

尽管无论是政府、立法和研究人员还是消费者组织，都呼吁废除或减少管束与隔离等针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但有证据表明，上述措施在法庭、急诊室、医院病房中适用得越来越多。一些医疗研究者认为，合理的紧急医疗干预对缓和精神病人的攻击性行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管束与非正式的隔离都是专业医护人员为消除患者攻击性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可以防止医护人员、病人自己或其他病人因为病人的攻击性行为受伤。但也有很多人提出批评，认为精神病机构的身体与化学干预伤害了病人的身心，侵犯了他们作为人享有的安全权利。

本文并没有回答对精神病人暴力干预是否是正当，而是通过对8名来自医院安全保卫人员的采访，试图分析Sykes和Matza提出的中和技术理论是医院安保人员减轻工作行为给自身带来的负罪感。

对负罪感的自我开解

作者从8名安保人员采访中发现，这些安保人员并不对自身行为造成病人损害负责，而是普遍接受专业医护人员做出的关于何时使用强制力的专业指导决定。受访安保人员暗示医疗活动中的暴力使用对病人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其可以避免病人伤及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他们同时把病人当做持续不断的危险，因此后者如果反抗，则应受到惩罚。但是，有时候安保人员也认为病人值得怜悯和同情。一名安保人员提到，有一天一个年轻女孩在被强行管束时哭了，他们（安保）也会觉得护理人员要求他们使用强制力是毫无根据的。此外，一名参与者认为，医院安全与方便管理，安保人员必须每时每刻服从命令与安全行为守则，即使这样做会伤害或羞辱病人，并减损病人人格进和导致他们痛苦。

中和技术理论

Sykes和Matza于年提出中和技术理论，该理论假定年轻人可以通过5个步骤来克服消极行为带来的自责和内疚感：拒绝责任、否认受伤、否认被害、谴责谴责者和对更高层次秩序的忠诚。“拒绝责任”反映了越轨行为是在人的控制之外，行为人无法对越轨行为负责；“否认受伤”是质疑受害人因为越轨行为受到了伤害，或者即使行为人对其行为负责，承认受害人所受的伤害，他/她也会声称这是正义的实现或惩罚。对于“被谴责者的谴责”，该理论主张谴责者所作出的主张都是被迫或虚伪的。最后，“对更高层次秩序的忠”是指为一小部分社会群体的需求“牺牲”更大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需求，如拉帮结伙、参加帮派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越轨行为发生并非由于个人拒绝遵守社会秩序，而是因为他对其他组织的秩序有更高的忠诚度。

中和技术理论与差异交往理论

中和技术根植于萨瑟兰于年提出的差异交往理论，该理论主张越轨行为涉及对“动机、驱动力、合理化、认为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的态度”。人们普遍接受社会秩序，但一些人能在“不严重损害自我形象”的同时实施越轨行为，因为他们可以让社会控制机制不影响其认知和情感。这使得行为人可以免受僭越社会文化、法律、其他规则秩序和更广泛道德规范界限（即越轨行为）所带来自责、道德羞耻和内疚。

差异交往理论认为，“越轨行为是对‘可接受’范围的侵犯，因此其代表的不是一种激进的反守法行为，而更像是一种失败的道歉。少年犯通过学习中和技术，会变得愈发越轨，而不是接受主流社会的道德命令、价值观或立场。”

中和技术理论的实践

近年来，研究者将中和技术理论应用于白领犯罪、仇恨犯罪、介绍卖淫、毒品犯罪、盗窃犯罪、医疗欺诈、职业侵占、种族灭绝、刑事受害、恋童癖、暴力与攻击行为甚至动物解放运动研究。Liddick在研究中发现，动物解放运动中的一些人也会故意犯下毁坏财物罪，以组织一些工厂、农场和屠宰场虐待动物。如果导致虐待人员受伤，他们可以通过内心更高层侧的道德来中和自己的愧疚。这些动物保护分子虽不喜欢这些做法，但把这种做法视为一种必要的恶来减少动物所遭受的痛苦，所以他们也不承认对方是被害人。Presser则研究了男囚犯是如何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的。这些囚犯都缺乏完整的道德感以阻止其实施犯罪，而借助毒瘾和自己只是反社会团体的一份子，因此被害人的损失与自己的行为没有直接联系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Ugelvik在年关于挪威监狱的研究中发现，一些犯人虽也对自己的罪行表现出悔意，但也将犯罪归咎于毒瘾、贫困或被家人虐待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他们的道德极值很低。

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个体都可以用相似的中和技术手段来帮助自己消除因僭越社会主流秩序与边界而带来的内疚与耻辱感。

精神病院安保人员如何运用中和理论克服暴力行为带来的愧疚感？

在研究中，作者发现，精神病院安保人员克服因对精神病院实施暴力措施而感受到的内心自责的过程，符合中和技术理论中的几个步骤：第一，拒绝责任：将自己对病人施加医院一方身上，如果安保人员认为医护人员作出实施强制措施的决定是毫无理由的，他们会将病人的痛苦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错误，并强调自己只是这个机制中的一个小齿轮，与自身的道德情感无关；第二，否认伤害：否认病人受到的伤害，称“这都是为了他们好”来说服自己——暴力措施只是帮助病人的一种方式；第三，否认被害：将患者视为持续的危险，其应受惩罚，安保人员认为病人具有极高人身危险性并需要受到管束与隔离，否则病人就会用过激的行为反抗治疗；最后，通过表达对医护人员专业性的更高层次忠诚来减轻让病人遭受痛苦带来的自责，把自己视为一个协助工具，这是一种更高层次道德服从，对病人的暴力、恐吓和规则的严厉执行，证明了其是一名合格安保人员，他只是在履行自己职责，同时得以保留对病人的同情。

作者认为，安保人员运用中和技术来分离自己内心情感与工作职责，以发泄自己因对精神病人实施医疗强制措施而带来的自责与尴尬。医院，还是政府治理机构或监狱，安保人员（比如矫正官）都会依据命令对不服从管教的危险病人或犯人做出管束或隔离措施，这时，前者必须隔离自身的道德情感，回避内疚，以履行职责。

参考文献：MatthewSJohnston，JenniferMKilty，‘‘It’sfortheirowngood’’:Techniquesofneutralizationandsecurityguardviolenceagainstpsychiatricpatients，PunishmentSociety，,Vol.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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