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我不是心理医生

　　也许你并不知道，当你因为感到抑郁，医院寻求帮助时，坐在你对面的医生，很可能自己也是一位病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在中国，作为抑郁症患者最重要的“拯救者”，这个医生群体加在一起只有2.04万人。

　　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个医生群体因工作压力、收入等问题，几乎在医卫领域里处境最艰难。他们中的不少人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类药物。

　　医院的杨甫德院长并不忌讳这个话题，医院里，给自己开抗抑郁类药吃的医生和护士至少有几十个。“这是我知道的，还有一些是我不知道的。”在北京另一医院，这个数字甚至接近1/6。

　　“我们本身是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但其中一部分人最后却没有保护好自己。”杨甫德很痛心。

　　潜伏在人群中的患者

　　“我们和心理医生不是一回事。”在北京一医院里，28岁的马媛(化名)一听到“心理医生”这个词，就有些着急。

　　这的确很有必要。在中国，目前从事心理治疗的就业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正规医学院毕业的精神科医师，另一类则是通过各种培训和考试，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社会人士。

　　虽然同样以拯救抑郁症患者为己任，但几乎没有一位科班出身的医生，愿意与后者混为一谈。

　　事实上，因为门槛过低，大多数获得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从业者，并不具备最基本的诊断能力。不少人甚至一度将心理咨询视为“动动嘴皮子”、“靠嘴混饭吃”的职业。更有人向媒体透露，只要培训12天，便可以拿到初级资格认证。

　　这让马媛十分痛苦。“我们是学了将近20年，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做诊断治疗的，但现在社会上对我们却往往缺少尊重。”

　　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心理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神科医生的口碑，更让不少抑郁症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今年5月9日的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万人，仅有10%的人接受过正规治疗。如果按照6.1%的抑郁症患病率来计算，有抑郁倾向的总人数可能会超过万。

　　数据不容乐观。在年版的《精神病学》中曾提到，抑郁症的自杀风险是19%。也就是说，每5个抑郁症患者中，便有1个人尝试自杀。

　　难以获得尊重的医师

　　马媛也是在年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师的。

　　她记得当时的统计结果是：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患有抑郁症。

　　5年临床本科毕业后，马媛相继体验了皮肤科、内科等科室，最终她报考了北京某精神病专科医学院的临床型研究生，并以分的总分，获得了复试机会。在所有考生中，这个成绩排第二。

　　尽管机会来之不易，马媛却很难将自己的工作与精英文化挂钩。在病房学习了两年后，按照惯例她今年被安排进了开药门诊。

　　医院，这是级别最低的门诊。和其他精神科门诊不同，开药门诊通常并不需要与抑郁或精神分裂症患者详细交谈，医生只需要根据病历，为患者开出最适合的药物。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这极大地降低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几率。但即便如此，马媛还是经常要忍受患者的咆哮。

　　“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学科误解太深了。医院当做药房了。”马媛的眼眶有些红了。因为精神科目前没有明确的客观诊断标准，所以在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眼中，精神科大夫很难得到像外科或内科大夫一样的尊重。“现在还是以面对面交流的精神检查为主，不像其他科室做CT或者拍个片子，就能很清楚地把病情和你讲清楚。”

　　马媛也想过放弃，特别是当听说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倒在患者的拳头下时。她的男朋友，同样曾医院就职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已经脱下白大褂，去了一家医学网站成为了一名编辑。

　　但马媛决定对自己要狠一些，她希望能通过深造，尽可能地改变现状。年，她开始攻读精神科的博士生。这也几乎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而对于“金眼科、银外科”的说法，她早已看开，“精神科还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选择错误的地方，也许是我高考时就不该学医。”

　　“极度紧缺的诊疗资源”

　　如果坚持下去，马媛的未来并不难想象。

　　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李小萌(化名)觉得小师妹会成为另外一个自己，行走在这条“也许会慢慢变宽”的路上。

　　杨甫德说，目前精神科医师的收入甚至不到其他医生的一半。“具体数据公开发表的很少，但我们私下交流，医院医生收入的1/3~1/2之间。”

　　不能与大型设备挂靠收费，被认为是精神科医生收入过低的原因之一。

　　与动辄上千元的核磁检查相比，目前与精神科有关的检测，只有眼动检测、心电图、麻醉分析、检查问卷等少数几项，其中最便宜的4元，最高的不过60元。

　　难以分到高新设备的红利，也让大部分医院上有所投入，医院相比，地区差异更加明显。

　　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人均床位密度是1.55张/万人，远低于4.36张/万人的世界平均水平。总体不足还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在河南、宁夏、河北、甘肃、青海5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不到1张床位。此外，中国2/3的县没有精神科医生，不能提供精神医疗服务。

　　宗师的疲惫

　　即便是站在精神科领域的最高处，幸福感也难提升。

　　作为中国屈指可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张适(化名)不仅要感受忙碌与收入与的巨大落差，更要承受工作给心灵带来的创伤。

　　在马媛和李小萌眼中，张适是中国卫生界堪称宗师级的人物。他的特需号，也一直是票贩子手中的香饽饽，开价都在上千元。

　　但如果不经人介绍，你很难把眼前的这位中年人与成功人士联系起来。

　　因为不医院盈利，像张适这样的专业心医院带来收入，“每个月的挂号诊疗费加起来，和我的工资差不了多少。”

　　“医院，上级拨款仅占总收入的5%~10%，剩下的90%医院自己想办法。如果像我这样不挣钱的医生多一些，医院就要关门了。”张适笑言道。

　　医院创收，张适除了特需门诊外，还要经常坐进其他的门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还在下午看了10个病人，每个号14块钱。

　　“其实到最后，我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还是要硬撑着对自己说：‘还有一个病人没看完，再跟他多说几句话。’”

　　为了缓解压力，张适在每天吃过晚饭后必须睡上一个小时。“再睁开眼的时候，就会离那个工作的记忆场景远一些，心理上也会远一些。”

　　但也仅仅是远了一点儿。在国外，每个医生做心理治疗会谈的时间有着严格的限制。“每个星期，不会超过16人次，每次不超过1个小时。如果超过了这个量，就是再健康的心灵，也会扛不住这些负面的情绪。”

　　张适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线”，事实上，就在采访的当天，他的脑海里还总会浮现出几天前的一个病例。

　　那是一对母子，儿子今年28岁，研究生毕业。不久前他告诉母亲，自己是个同性恋，并且已经出柜。

　　“妈妈是位单身母亲，好不容易的一个人把孩子才带大，所以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说：‘你就是观世音菩萨，求求你一定要治好我的孩子!’”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在取得同意后，张点了一支白沙烟，又重复了一遍母亲的话。

　　这是一包4.5元的白沙烟，几乎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一种。

　　张适没有注意到向他投来的惊诧。也许他正在尝试着忘掉母亲的哭声，也许他很想知道这位救苦救难的神仙，在普度众生后，是否也会感到抑郁。

（来源：新浪谷力李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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