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神与城市演进

商业精神与城市演进的内在关系，从来都是城市发展史上的永恒命题。我们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了商业精神乃至商人阶层在现代城市形成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推动机理；也从驯服原始商业精神的角度，点明了怎样的商业精神才能对城市发展起到良性作用。

一个完整的城市是由空间形态、文化准则与治理秩序三者构成的，这样的大城市观是我们制定有效的城市发展、规划政策的前提。

一：商业即城市

在空间形态与精神批判的二元范畴内，商业精神与城市演进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挥之不去而又莫衷一是的话题；而且，据我所知，人们对其所抱有的复杂、矛盾心态，很少有其他相关议题能出其右。

“商业精神破坏了传统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即金钱与利润——的基础上，而为了利润，就得忍受甚至鼓励城市的衰退、杂乱以及建筑物的狭小不便，以此作为降低商业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手段”——悲观而又睿智的批判者Mumford如是说。

“商业天生喜新厌旧的精神特质，加剧了城市空间中‘过时’元素与‘再生’元素的互动，而这正是城市向前演进的动力，甚而，一部城市史就是一部商业发展史。”(Cong-YuanMA)——在城市上空所响起的类似相左回应，同样深刻有力。

也许，正是上面对立而又并存的论断中所体现出的“畅所欲言、我在我思”的气质，可以折射出城市商业精神的本质内核——城市弥漫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商业精神允许乃至鼓励人们在各个潜在的创新方向上思、说、行。

抛开个人喜好与价值判断，起码从客观绩效来看，商业精神所激发出的原始动力真的正在成为城市演进的生命能量。城市在演进中的种种状态——发展、壮大、再生、衰竭、变异——正是在商业物物互易与流通的内在规律下的外在表现罢了；而在城市的诸多要素中，也只有追求流动性的商业，能充当蔓延到城市任一角落的永恒胶水的作用，将城市的各个要素黏合、联结，并渗透进老迈城市开裂的腐朽肌肤内，吐故纳新。在促进城市的演进与转变并进而刷新城市形态方面，商业精神，比最强大的独裁者所发动的浩大社会运动更为有效。

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商业即城市。

二：商业精神如何催化城市：进一步的论证

论证商业精神对于城市积极一面的作用，当然不能仅限于上面的感性描摹。我们同样可以从制度分析与实证视角，给出相对理性的依据，不过显然此时我们的主角缺不了商业精神的承载者——商人阶层。从效率的角度而言，历史上（以冒险果敢、反对权威、自由创新为主要正面特征的）商业精神乃至商人阶层对于城市发展的催化，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

1）揭示、传播城市交易者的个人隐私（tacit）信息1并给予定价。

按照斯密的洞见，城市居民财富的累积来源于专业化分工，而后者则受限于市场交易的规模（范围）。扩大市场规模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我们很难在更广大的区域内确定冥冥中谁是我的产出的最高出价者？而他对产出的主观价值判断究竟又为几何？此时，商人凭其乐于冒险、无拘果敢的精神站了出来，他们一反安于有限区域的固有产品的传统，利用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寻找原料、推销产品、根据稍纵即逝的反馈信息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工艺。在这种精神的催化下，城市流动了起来；商人依靠他们对于不为他人所知晓而又价值连城的交易信息——从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到大洋彼岸的农业收成——的判断和套利，在貌似投机的行为背后构筑起了城市运营的基石。几乎无一例外地，输送和交流这些产品及其交易信息成了历史上大部分兴旺城市——一般为易于组织商品贸易与流通的港口城市，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到北海之滨的低地城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活动之一。

2）促进城市信用体系的形成。

最初的商业精神并不必然地与诚信挂钩，但一方面出于在更广大区域、更长远时段获利的企图心——很显然地，这种非面对面的交易其实要求交换的是信守承诺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在稳定的重复交易中对于“短视欺骗与长视获利”的权衡判断，使得表面看来如布朗运动一样随机碰撞的交易背后，隐藏了富有弹性的自我约束机制。因而，即使暂且不考虑新教伦理对于商人的教化作用，商人追求自利之心也很有可能（并不必然的）结出诚信合作的精神之果。早期的欧洲商业城市，布鲁日、里昂、安特卫普、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伦敦、奥格斯堡等等，相对于其他城市，大都表现出了更强的守信与交易安全性。而许多现代城市交易与信用体系的基础，从复式簿记、商业汇票、公司股份权证乃至必须以强大信用体系为保证的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是拜其所赐。

3）通过对专制权力的反向制约而提高城市福利。

中世纪的城市，专制政体是普遍的统治形式，王国利益也即国王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类似于OLSON2所谓的“惯匪”(stationarybandit)，在其统治的领地中拥有垄断性的“盗窃”（即课税）权力；翻开历史，无论是罗马帝国、法国波旁王朝，还是西班牙的哈泼斯伯格王朝，历史上这些典型专制王朝所做出的没收、拒绝偿付贷款、使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以减少实际还贷量等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缺乏经济效率3的征收与暴敛，会使公民因财产可能随时受到侵害而将其藏匿，这进而破坏了一个城市发展所必须的资本投入、调用与信托体系。此时，首先是在17世纪的大不列颠——随后在部分西欧国家——又是商人挺身而出，通过比其他阶层更强大的经济（财产）权与王权博弈；以商人为核心的中产阶层所主导的“光荣革命”，将这次革命的光荣以政体变革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其结果便是现代代议制（宪制制衡）的产生——国王在开征新的税收时需要征得议会的同意。而这样以更广泛的产权分布与更严格的产权保护为特征的变革，对于城市繁荣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然的：在由代议制及商人寡头主导的西欧城邦与君王专制仍占上风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竞争中，前者后来居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年时，西欧最大的64个城市中有12个位于大不列颠群岛，而仅在2个世纪前，它们中间也只有伦敦一家城市可以勉强排入西欧前50名之列（关于中世纪欧洲城市政体与其发展的一些经典数据可见下表）。

表一：对于中世纪欧洲政体所做的精确分类

表二：在专制政体与非专制政体下的城市人口增长（单位：千）

(三)自由而不放任：驾驭商业精神

一座繁荣兴旺的城市背后，一般都能找到商业精神的支撑；但是反过来，并非只要凭借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商业精神，就能完全自发地让一个城市迈入“好”（不仅具有经济效率、还具有人文关怀和美学意义上的）城市的行列。

之所以如此，是原始的商业精神天生具有忽略一个城市的人文价值与道义判断之倾向，它将城市街区看作是仅用于买卖的抽象交易单位，用标准化的、可替换的“部件”有“效率”地规划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加速城市的拆、建乃至疯狂地向四周与高空无序蔓延（背后是资本的加速流动与增值）——只有天空与地平线是它唯一的极限线。棋盘式的生硬矩阵规划、车完全主宰人的连续线性规划、乃至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住宅机器”，都是在此影响下的不经意之作。

原始而未经驯化的商业精神，将城市的规模扩张置于一个“上不封顶”的幻象——数字化的利润——之上、但却很少给人类自身留下一席之地，Mumford的悲观不无道理。当放任这种商业精神发展到极致时，即使产生了经济效率至上的城市文明，也会十分空洞——其结果就如古希伯莱人所言的：（浮华）空之又空，天光之下一切皆空。只有受驾驭的商业精神，才能在量（有序扩张）与质（有效提高居民福利）两方面促进当代城市良性演进，而其特征正是自由——既允许居民与规划师在各个可能的潜在方向进行有益的尝试与创新，又不放任——将商业精神的原始拜物冲动置于一个能代表公众福利的公共权利部门的驾驭之下4。

历史上，如果要找一个能将人文习俗准则、美学创造性、经济繁荣同受驾驭的商业精神有机融为一体的城市典范，那非阿姆斯特丹莫属。作为一个低地城市，因为地下水位很高，所以当地的建筑物必须建在地基上打好的桩子之上，这就使土地商不能随心所欲地到处建房，只能在市政当局的指导下，对城市的逐个地段进行有序开发；并且，早在年，当地就颁布了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建筑法。在这样的对于集体行动的有序安排下，原始的商业精神被巧妙的驯服并驾驭了起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将商人利益与社会福利相匹配的崇高境地。事实证明，这种受驾驭的商业精神对于“好”城市的形成发展居功至伟：在城市规划上，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新区，其秀丽优美登峰造极，三条同心运河所支撑起的城市骨架使整个城市开阔而紧凑、整齐而有序，以至于人们感叹世界上很难再能找到别的城市能像其一样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把城市设计搞得如此井井有条；而在经济发展上，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末已经成为欧洲商业中心，并于年、年与年率先成立了保险业行会、交易所与贷款银行，全欧洲的商人都希望将自己的货物托付给阿姆斯特丹安全又迅捷的销售与收款体系；这样的超然地位，一直到了17世纪末期，仍是伦敦等其他作为后起之秀的城市难以望及项背的。当时的阿姆斯特丹，连同它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竞争对手——代尔夫特(Delft)与哈勒姆(Haarlem)，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最突出的共性：商业发展最快、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只要能有效驾驭商业精神，也能按照计划有机、有序地取得最优发展（而非单纯数量增长）。

图释一：以上三图，直观的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因地理条件限制所导致的有序商业精神，结出了阿姆斯特丹为人所赞叹的有机规划之果。

如果说某种程度上，阿姆斯特丹的例子具有天意安排（地势限制）的意味；那么，当代有忧患意识的规划师们则越来越主动地认识到城市建设需要受驾驭的商业精神加以配合，并开始反思过去城市发展中的唯规模论、机械发展论等误区。发端于近几十年的“精敏式发展”、“紧缩型城市”等新城市发展观，以及在具体商业区（设施）设计中，更加着眼于静态商业空间、动态交易氛围（秩序）与城市生活形态（城市人的精神面貌）之间的良性互动，都代表了这种尝试的努力。

一个完整的城市是由空间形态、文化准则与治理秩序三者构成的，抽象的交易符号（货币）本身并不代表城市人的真实效用，当驯化后的商业精神与城市真的能普遍有机结合，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怎样的至臻境界？！

图释二：紧凑型城市是在西方新近兴起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观，所包括的要素有城市形态的紧凑、以步行非机动车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为主体的城市交通体系，以及紧凑完善的城市功能和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等。

注解

隐私信息是Hayek提出的经典概念，他认为人类的信息是由可数码化的信息(codifiedknowledge)与个人关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隐私信息构成的；而生产及交易要进行有效决策，必须要在拥有后者的当事人的积极配合下才能得以进行，它才是组织生产的关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Hayek给了计划经济致命一击。

奥尔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以用经济工具研究政治领域的权力构成与集体行为模式而闻名，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与《权力与繁荣》三部曲。

逻辑上，征收税收并不必然的损害一个国家的福利，国家形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收费来组织管理区域内具有公共品性质的设施与投资；之所以在专制政府中的税收无效，是因为课税的阶层占对公共品进行投资的全体公民的比例如此之低（极端的说，只有君王一人），最大化其个人利益的税率显然与最大化全体公民利益的最优税率相差甚远，严格证明过程在此恕不赘述。

我指出这个结论，但并不想矫枉过正、对读者有“政府万能”的误导；并不是每一个政府都能“代表公众福利”，这取决于具体民主代议制中对于选民代理人的激励与监督制度安排、以及商业组织与公共权力组织的议价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这里的“驾驭”的本意是“以事先公平的博弈形式得出事后有效率的博弈结果”；而怎么达到这一目的——也就是怎么有效驾驭商业精神的内部组织制序——这个更令人激动的本质问题本文并没有涉及，我认为这正是现代经济学与社会政治学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撰稿人：余新海

文化立商、产业兴商

引领城市新中心

探索商业发展新格局

运营中国新城市

商业地产创新模式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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