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精神与武化功能段小光

编者按：这是金茂投资合伙人的一篇旧文，皆因热闹的奥运会被翻检出来。此文的引证和案例也许有些老旧，但思想探索的底色尚未褪却，有些观点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当代中国曾经历过的思想启蒙时代，或许被改变，但从未被超越。

体育精神与武化功能

———段小光

（原载《体育与科学》年第2期）

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性活动，它蕴涵着自己的社会精神。

研究作为社会活动的体育，或许是体育学和体育研究者的主要职责，但将体育当作特殊的文化现象研究的其他各路学者，似应注重体育所体现的人类精神。这里，需要赶快声明一句：上述称体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只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词不达意的概念。在笔者看来，体育并不具文化的功能，而只有武化的功能。本文拟分别表述一下笔者关于体育精神及其武化功能的浅见。

强化体育精神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淡化政治意识的呼声。顺理成章，人们也强烈希望淡化体育的政治意识。的确，我们长期以来将政治当作判定一切的标准，钳制了各种社会活动的自主展开，也阻碍体育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但是，政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总会渗透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况且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国家，政治文化无所不在，它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一时难以淡化。

鉴于此，笔者愿意沿着“淡化体育的政治意识”的思路，给出一个正面的提法：强化体育精神。体育精神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将其大致上归纳为下述四个方面。

一、热爱生命：这是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基本精神内涵，它体现了人类一种积极的生存意识。

生命，是自然造就的最美丽的花朵，生命的本质是活力、是健康、是向上、是美，病态是对生命的侵蚀和否定，体育一一正是人们为了充分展示生命之活力、战胜病态、延缓衰老而开展的活动，是人们热爱自己生命的一创种造性活动。通过体育活动，人们更加珍重仅此一次的生命，更加积极地面对有限人生，从而，尽可能使自己的人生更健康、更愉悦、更潇洒，这或许就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做早操到退休老人练老年迪斯科所包涵的精神价值。更重要的是，体现生命之爱的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每一个个体生命力的发挥，而拓展人类生命的含量和意义。

二、超越自我：这是职业体育者从事体育事业所体现的精神内涵。

体育工作者、尤其是运动员，是这么一批人：他们以自身的身心优势被人类选择出来，代表着人类向自然界展示人所具有的体质和心理的极限状态，并且通过训练不断超越自我，突破极限，向更高的目标冲刺，以期获得和拥有更加强健的体魄。任何一个运动员的任何一次突破记录，实质上都是标志着整个人类的一次崭新的自我超越。问题在于：运动员代表人类去超越自我时，总是以突破既定运动项目的既定最高记录而实现的，这些最高记录，总是一定时期内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最后负荷限值。每当他们在一瞬间投足举手，冲向最高记录时，必定会大大超过自然强加给人类的、常人所无法承受的身心极限；或者说，他们往往是以摧残自己为代价，去为人类争取更大的超越自我、驾驶自然的能力，往往是以失败的结局为尺度来为人类勘定生命之现状和超越之限值。这就是人们普遍崇拜那些打破世界记录的运动员的缘由，也是人们应该敬重那些正常失败的运动员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让我们举起左手喊胜利万岁一一为了超越自我的现实，让我们举起右手喊失败万岁一一为了超越自我的精神。

三、合理竞争：这是体育竞赛尤其是竞技性体育的精神内涵，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费厄拨赖”(Fairplay)。

在体育竞赛中，费厄泼赖不能象鲁迅所说的“应当缓行”，相反应当到处通行，因为它是体育精神的核心。体育的合理竞争起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竞技性体育强调竞争，它以角力对抗展现、渲泄竞争意识，它以胜负成败鼓励、强化竞争意识。正是在决一雌雄的竞赛中，运动员才被激励着代表人类去超越、去突破。

2，这种竞争体现为一种合理意识，它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具有人为的理性限制，这就是人们通过自觉协商制定的竞赛规则。这种理性的竞赛规则把“暗斗”变成“明争”，从而把竞争公开化、公平化、合理化。以非理性破坏竞赛规则者势必受到理性的制裁。

3，这种竞赛体现为一种合作意识，竞技性体育的价值和胜利往往不是通过匹夫之勇，而是通过合作协同的艺术实现的，因此，许多体育项目决不仅仅是个人技能的较量，也是合作精神的较量。

4，这种竞争还是人类的一种沟通符号，它可以不必借助翻译或其他任何中介而使各民族进行直接交往。在这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弱均不直接起作用，而要通过掌握特定的体育竞技符号来逐鹿赛场、来较定胜负、来切磋技艺、来寻求理解。

应该说，体育上的费厄泼赖精神比政治竞争更和谐、比文化竞争更强健、比经济竞争更潇洒、比军事竞争更优雅，它是人类社会优胜劣汰之竞争的理想化形式。强化这种合理精神对于我们的观念更新和政治经济的现代化都十分有益。

四、追求自由：这是体育精神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由不是萨特所说的人生而有之的本体自由，不是斯宾诺莎所说的把握必然的认识自由，也不是争取各种作为公民的权力的政治自由，而是人力争征服第一自然(自然条件)、驾驶第二自然(生理条件)、超越第三自然(心理条件)，尽可能发挥自己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它须通过第二自然即躯体的外在运动形式来实现。因而，德国大哲黑格尔认为：体育，就是人通过身体的练习，把其身体转变成精神的一个器官，从而显示出它的自由。于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把这种追求自由的活动称之为体育(英文physicaltranning与此同义)。尽管这种自由尚未摆脱生理的限值，还须通过身体的中介来实现，还不是人的自由的全部意义和最高意义，但它毕竟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具体的实现，一种现实的训练，也是人类在最终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一次“热身赛”，一次“实战演习”。

弘扬体育的武化功能

时下，做学问的和不做学问的人动辄都要谈文化，自然，谈起体育，也要神侃一番体育文化或曰体育的文化功能。但关于文化的涵义，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文化的概念，现在就已经有了几百个定义，它业已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篮子”，似乎人类创造的一切都可以朝里装。概念的解释功效总是与其解释的范围成反比，因此，“文化”今天能解释一切但什么也解释不清楚。然而，“文化”已经成了解释一切的概念门槛，我们要说明问题似乎难以绕开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自己理解的文化概念入手来谈体育之功能。

文化，首先是人的创造活动。作为前人创造活动的文化为后人的创造活动奠定了基础、划定了起点、酿就了氛围。如果说人是行动的总体的话，那么生生不息的文化过程规定了人的行动，创造着人，因此，文化也具有一种本体意义：人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然而，就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文化而言，其功能仅仅是展示了人的创造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文化即是弗洛伊德揭示的人的“力比多”一一爱欲本能的升华。

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弗洛伊德据临床研究发现，人的行动是由一种无意识的内驱力一一力比多所驱动的，这种内驱力实质上是一种本我的爱欲冲动。人的爱欲冲动在个体的发育过程中首先表征为自恋(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尔后进入对象恋。这种力比多的爱欲冲动象一口大沸锅，时刻在寻求泄露，但它面对着现实世界并非无所顾忌，不能为所欲为，它要受到自我(关于世界的理性意识)和超我(社会伦理原则)的强大限制和压抑。于是它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寻求出路。其中低级的渠道即是无意识的渲泄(如寻欢作乐式的梦境)，高级的渠道是创造性的升华(如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后者被称之为文明或文化。因此，文化，可以笼统地说成是爱欲本能压抑一一升华的创造活动。质言之，文化即是以优美的方式渲泄、疏导、净化、升华了的人的爱欲本能。

以后，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揭示出，人的本能冲动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它不仅包含着爱欲冲动，还包含着侵略冲动。换句话说，人的潜意识中还存在着一种进攻性本能。可惜的是，弗洛伊德并未对这种侵略本能的渲泄渠道作出明确的研究。笔者以为：人的侵略本能亦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发泄为打斗和战争，它依然要受到自我和超我的压抑和限制，也要通过其他渠道另寻出路。其中低级的渠道也是无意识的渲泄(如打斗角力式的梦境)，高级的渠道也是创造性的升华一一体育活动。

针对爱欲本能的升华被称之为文化，我们姑且将侵略本能的升华称之为武化。质言之，武化即是以健美的方式渲泄疏导、净化、升华了的人的进攻本能。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文化并没有泯灭而只是升华或合理地维持了人的爱欲本能，武化也没有泯灭而只是升华或合理地维持了人的进攻本能。体育武化功能的合理性在于：它将人的进攻本能规则化、透明化、游戏化，使其维持在有益于个人发展、人际和谐、社会进步的程度和范围，并且自觉地培植、鼓励这种净化了的进攻本能，从而使人的生命力不致于弱化，人的竞争意识不会淡化，社会的发展不会钝化。

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来看，长能的封建专制不仅过度压抑了中国人的爱欲本能也过度压抑了中国人的进攻本能，因而文化和武化的发展进程都一再被打断、被扭曲。每当中国处于社会开放时期，世风通常既重文又尚武。比如春秋时代，每当中国处于集权专制时期，社会总是既坑儒又禁侠。比如韩非为秦国谋划专制王朝时就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因而以后的秦王朝一方面压抑学术，一方面禁止武风。(或许，限制武化——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与其他民族专制政治的最大区别，比如德国和日本在法西斯专制时尽管钳制文化的发展，但仍然倡导武士精神，尚武风久盛不衰。)中国文化和武化同步衰落的另一明证是文革时期，当时，各门学术均成了最高指示的埠女和宣传工具，体育活动也只能围绕着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和恩泽而展开。老人家偶尔游了一次长江，于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个特定的时刻纷纷下水，那决不是为了表示对自身和人类生命的热爱，不是为了合理竞争，更不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是为了表达对革命领袖的赤胆忠心。于是，体育自身的精神和自身的功能随着文化的专制和愚味而荡然无存。或许正是因为此，加之中国文化中缺少奔放酣畅的酒神精神，中国的竞技性体育运动的水平一直低下，中国人的心态也一直缺乏竞争意识。于是，人们往往哀叹华夏民族暖乏阳刚之气，中国社会没有男子汉，黄河文明失之于文弱圆熟，文人学者具有浓厚的家犬心态。

但是，阴柔文弱与现代化精神是相悖的，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应是一个强健的社会，应是一个文化和武化并行弘扬的社会；现代人也应维持合理的进功本能或者说应保持一种合理竞争的精神，一种向上进取的意识，一种争强好胜的心态。

今天，我们的民族正经历着现代化的痛苦转型，正从事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种困难既包括现实的体制方面的障碍，也包括观念心态层面的障碍，人们普遍地精神脆弱，心理承受力差，因而往往弥漫着一种失败主义情绪。在这种局面下，就迫切要求我们在大力开放文化的同时也大力开放武化，在广泛开展体育运动的同时应深化体育的内涵。因此，我们围绕着奥运会兵败的争论不应是“为国争光”，而应是“强化体育精神”，我们主办亚运会的主旨不应是“炫耀国力”，而应是“弘扬体育的武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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