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研讨会内容播报

欢迎大家跟随少良来到美丽的厦门大学，紧靠着海边的大学校园里，迎来了全国多位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学者、精神科医生和社工。

事不宜迟，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包含马凤芝教授等多位讲者或新颖、或精辟、或深入的演说和我的学习心得吧。

今天的研讨会，可以讲分别从几个不同的维度去解读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让我为你娓娓道来。

两岸三地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发展

来自北京的马凤芝教授、台湾的万心蕊教授和香港的杨志雄博士分别谈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发展历程和模式。

中国大陆由于在精神医疗领域沿用的是传统医疗模式，因此专科精神病院与精神科医护人员是主要的服务机构和临床工作者。缺少“精神健康服务”，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学术交流增多，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院，已经开始尝试在传统医学主导模式中加入心理辅导、社区康复等因素。

但总体来说，这些探索还是零星的，非制度性的，虽然打破了精神健康领域生物医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医学模式”。

而台湾的情况，据万心蕊教授介绍，尽管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发展已经有接近60多年，但发展状况难以乐观。

台湾曾有50年左右的时间被日本占据，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的是医院，后来又大量吸收了德国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此举使得台湾的精神病医师在医疗领域和病院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权力。而小小社工在精神病院里只能活在医生的荫庇之下。

台湾的精神医疗发展经历了“福利养护——医疗照顾——社区精神医疗保健”三个阶段，直到第三个阶段，社工到了社区里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社区康复服务才有了更多发展空间。即便如此，根据年底台湾精神照护团队（含多个专业）的人力统计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台仅有名精神健康社工，仅有精神科医生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在台湾健保（接近国内的医保）给付比例上，医院和社区康复的比例是99：1。

所以在台湾做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医院里，医生是主导，社工没有话语权；在社区里，缺乏资源和资助，难以开展深入的服务。

至于香港的精神科社工服务，可以讲是三个地方里发展得比较好和完善的。根据杨博士的介绍，香港的社会福利署以及医管局都各自有一队精神科医务社工，医院里有社工外，社区里还有综合社区精神服务中心（ICCMW），能够为精神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服务。香港的社会服务发展了几十年的时间，社工的地位和专业认可度都比较高。医院还是社区服务队的多专业合作里，社工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比如在香港有一个关于精神健康的条例（香港法例第章），社工可以在评估疑似或已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的危机和风险状况，并申请法庭的强制性住院令，将有自伤、自杀或伤人危机的患者强制送院治疗。

香港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也相当多元，有针对青少年群体初发病的“思觉失调计划”、“海阔天空”倡导计划和一些专门针对65岁以上长者的服务计划。

尽管香港已经拥有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但是仍会存在人手配备不足的问题，近年香港精神病患者增加的趋势明显，几年来增长了接近20%，可是不管是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又或者是精神健康领域社工都基本上没有增加。不少精神健康领域社工人均手上的个案达到个，他们多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综观两岸三地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发展历程及现状，少良的感受是发展的道路是曲折且漫长，而且中国大陆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同，精神医疗服务及社工服务发展进程不一，很难有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模式，每一个地方的模式都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催生的产物，更是一代代社工前辈努力奋斗下打拼出来的成果。唯有我们这些后辈接过前辈的精神遗产，坚持社会工作的价值观，以人为本，以服务对象的权益为最大的依归，坚持发展社工自身的专业能力，医院、残联、卫计委等部门的关系，协调好和相关专业人士如精神科医生、护士等关系。

我相信我们也能在各自的城市开拓出完善的，适合当地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和实践。

由于篇幅有限，其他精彩内容，明天继续为大家奉上！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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