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车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第

作者：南希?麦克威廉斯

译者：鲁小华郑诚等

强迫者的防御机制和适应过程

如前所述，思维强迫者的惯用防御机制是情感隔离（Fenichel，），而行为强迫者的主要防御机制是抵消。既有思维强迫又有行为强迫的人则兼具两种防御机制。功能较好的思维强迫者通常不会极端地使用隔离防御，而会相对成熟地将情感从认知中分离开来，比如合理化、道德化、间隔化、理智化。最后不得不说，临床上这类患者非常习惯使用反向形成。各个发展水平的思维强迫者都会运用转移这一防御机制，尤其是针对愤怒这种情感——一旦他们将愤怒转移到某个“合情合理”的目标身上，便能够毫无顾忌地发泄愤怒情绪。

对内驱力、情感和愿望的防御

强迫型个体倾向于把认知和精神活动理想化。他们会将自己的情感转化成贬低幼稚、脆弱、失控、杂乱和肮脏等情绪。（有时还包括女性气质，具有强迫型人格特点的男人害怕表达温柔，这种表达会让他们感到退行到婴儿早期那种孤单无助的状态。因为那时他们的男子气概尚未形成，会对母亲产生认同）。在情感、感受和幻想非常强烈的情况下，强迫者会觉得自己身处劣势。例如：一位遗孀不停地思考丈夫葬礼上的各个细节，聚精会神，把所有的悲痛都转换成疯狂的忙碌，此举不仅没能有效地处理悲痛，反而使得别人无法对她安抚慰问。思维强迫者一旦成为高级管理者，就绝不允许自己有片刻的放松和娱乐，也会强制员工加班加点，使得公司上下怨声载道。

具有强迫人格的个体通常在正式场合和公共场所能够应对自如，但对于亲密的家庭角色却很不擅长。尽管他们有能力建立爱情关系，但却很难不带焦虑地表达内心柔弱的自我。他们只得将充满情感的互动转变为枯燥乏味的理性行为。在治疗室这样的地方，他们会在描述情感时转换成第二人称，扪心自问式地：“若突发地震，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哦，你会感觉有点无能为力。”他们将人类活动都归类于理性分析或问题解决。如：在一个访谈中，当我询问来访者和妻子性生活的质量时，他无精打采地说：“我能完成任务。”

处于边缘型和精神病性水平的强迫者会持续不断地使用隔离防御，以至于表现得很像分裂样患者。人们普遍认为分裂样患者缺乏情感的错误观念，可能来自对深度退行的强迫者的印象：他们有时呆若木鸡或形同走尸，认知和情感之间的鸿沟深到难以跨越。极度思维强迫和妄想也极其相似，所以思维强迫的个体大多比较偏执。有人告诉我，在抗精神病药物尚未出现的年代，区分重性非精神病性强迫和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方法，是将患者带到一间受到保护的房间，告知他们这个房间是安全的，以便于他们暂时松懈强迫型防御。可以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高谈阔论自己的偏执妄想，而强迫者会开始打扫房间。

对驱力、情感和愿望的防御

抵消这一防御机制突显了强迫者的症状和人格特征。行为强迫者通过下意识的动作来完成抵消，达到神奇的保护作用。这些强迫动作不同于冲动行为，是一种重复的特定行为，具有程序化特点，有时会不断增剧。严格地说，强迫行为也不同于“付诸行动”，二者核心驱力有所差别，付诸行动是对早年未经处理的体验进行再尝试而试图达到掌控的这样一类体验。

强迫行为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明明已饱，却不停地吃着美食；本应埋头复习，却先跑去打扫屋子；即使心知批评对方只会树敌，但仍义正词严；或是明知赌博就是冒险，却不断向老虎机喂入硬币，等等。不管何种强迫形式，都是显而易见的行为和思维的差异。强迫性行为可能有害也可能有益，判断是否属于强迫行为并不在于行为结果的好坏，而是取决于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对他人的照料可能属于强迫性助人，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可能也是强迫性地诙谐幽默。如果强迫行为对自己有益无害，人们很少会为此而接受治疗，只是强迫给生活带来了麻烦，他们才会前来就诊。无论强迫者希望在治疗中得到什么，看清他们在强迫性人格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实施帮助。

强迫性动作经常具有抵消潜意识罪恶感的意义。麦克白夫人（LadyMacbeth，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之中的角色）洗手的那幕情境就是这种驱力的文学修辞表现。当然，这个故事中的主人翁确实有犯罪行为，但更多时候，强迫者的罪恶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有位患者是个已婚的肿瘤科医师，她非常清楚艾滋病不太容易通过嘴对嘴接触传播。但当她受一个男人引诱与之接吻后，就产生了强迫性“恐艾”症状。即便有些强迫行为与罪恶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我们也能发现这些行为产生于有关罪恶感的体验之中。比如，很多强迫性清洗盘子的人小时候曾有丢弃食物的罪恶感，那时他们会因为世界上某地有人正在挨饿而谴责自己。

强迫行为同样反映出潜意识的全能控制幻想。此驱力与个体的先占观念有关，他们在发育到能够区别思想和行动之前就衍生出自己有罪的观点，并且毕生竭尽全力加以控制。这一现象和抵消类似——如果幻想和冲动是如此强烈，那它无异等同于行动，所以只能用等价的反作用力来进行遏制。在前理性认知阶段（初级思维过程），人们通常自我中心，把发生的事情认为是自己行为的结果，而非偶然。比如垒球运动员赛前的仪式化的动作、牧师反复诵记祷告词、孕妇一再整理婴儿用品——人们的这些仪式性动作，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能通过行动来控制未知之事。

反向形成

弗洛伊德认为强迫者的铢锱必较、事无巨细、克勤克俭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不负责任、放纵不羁、叛逆愿望的反向形成，因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过分认真的行事风格中看出一些端倪——其实他们在用此种方式表达挣扎和反抗。打个比方，一个思维强迫者的理性思维可能是其迷信思想的反向形成，反向形成也可以是其他强迫性防御失败后的产物。一个男人如果不顾一切地坚持亲自开车，可能说明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避开车祸，因此不愿相信他人或依靠运气。这种小事上的刚愎自用，常常导致重大问题的失去掌控。

我在第六章曾谈到反向形成是在矛盾心理反复纠缠后形成的一种防御。我们在治疗强迫者时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往往身处多重冲突：合作与反目、主动与怠惰、清洁与邋遢、秩序与混乱、节俭与浪费等并存。每一个强迫人格的人似乎都是个多种矛盾的杂货铺；道德楷模的反面是奢靡腐败：保罗·帝里希（PaulTillich），这个杰出的神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淫秽作品；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具有异装癖。那些非常渴望正直、负责的个体，很可能比普通人更多地挣扎于强烈的自我放纵冲动之中。这样理解的话，他们的竭尽努力只能部分抵制自己的黑暗冲动，也就不足为怪了。

强迫者的关系模式

有些人的强迫人格与父母的养育方式相关，这些父母在儿童早期设定很高的行为准则，并期望他们恪尽职守。这样的父母奖罚分明，对好的行为大加zan（本汉字涉及诱导分享）赏，对差的行为严加指责。这种缺乏真挚的管教，便会培养出缺乏情感的孩子，而且孩子还会通过防御反过来认同父母的严谨态度。在McClelland（）对成就动机的经典研究中发现，美国传统的育儿风格很容易培养出强迫型个体，这些人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也能够激励自己完成目标。

养育者对孩子过于严格或要求过高，对他们不可接受的言行横加指责，并对随之而来的感受、想法、幻想等也加以谴责，那么孩子很可能产生强迫性的适应不良。我的一位来访者来自一个严苛的新教徒家庭，家中宗教信仰氛围浓厚，但极其缺乏情感交流。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很早就开始教导他拒绝一切诱惑、抛弃一切罪恶念头。养育者的这些理念并未给他造成太大困扰——事实上，他发现把自己想象成父母理想中道德高尚的形象十分容易——直到他到达青春期，他面临现实的性诱惑时，才发现靠想象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再奏效。从那之后，他开始自我谴责，反复理性地反思道德问题，自我牺牲式地对抗自己的色情欲念——而其他男孩则能够轻松地享受和掌控性的欲望。

从客体关系的角度看，强迫者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其原生家庭对控制的处理。尽管弗洛伊德（）认为肛欲期才真正典型地充斥着亲子间的意愿冲突，但是客体关系学派还是强调，过度控制孩子如厕训练的父母也会掌控儿童的口欲期和俄狄浦斯期的主要冲突（随后的几个阶段也是如此）。母亲立下如厕法规，照本宣科地养育孩子：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午睡、制止儿童自发的活动、禁止自慰、坚持让儿童按传统性别角色而行为、对随意的言谈横加指责，等等。而极其严苛的父亲很可能使儿童从俄狄浦斯期退行至肛欲期，对婴儿期的孩子十分冷淡，对学步期的孩子异常严厉，在儿童学龄期则表现得专制独裁。

Meares（）曾提到一个研究，是有关不同文化中（如印度、日本、埃及）的思维强迫者担心受到脏的污染的问题。该研究将这种恐惧与分离焦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分离焦虑是由父母的过度干涉和过度保护造成的。这一观察扎根于认知发展理论和实验研究，他提出父母的过度保护会阻碍孩子对冒险的尝试，儿童在自我与他人和环境的边界方面的发育受到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强迫者具有全能感受和魔幻想法，这与他们缺乏边界意识不无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强迫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形成内摄或自我定义倾向（self-definitionoriented）；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更具情感依赖性，更多依靠与人发生关系而确认自我（self-in-relationoriented，Blatt，）。弗洛伊德眼中的强迫者显然属于前者（Freud，）。我用“传统”或“经典”的强迫驱力来指代内疚感占主导地位的个体，这种心态在弗洛伊德年代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十分常见。但这种心态如今在北美地区的主流文化中几乎销声匿迹。简言之，现在的强迫行为更多是基于羞耻，强迫者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