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羊的命不好说开去下说说科学精

从属羊的命不好说开去（下）

——说说科学精神

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栁荷齋梦话时间。梦话者就是我，我就是栁～荷～齋。

图-咩咩～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昨天栁荷齋的文章论证了“属羊的命不好”是比封建迷信还迷信的伪命题。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奉若真理呢？这就是今天要说的——国人的科学精神不只是亟待加强，而是基本没有！

什么是“科学精神”？东方评论发表过一篇署名为邓伟志的题为《何谓“科学精神”》的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将“科学精神”分解为四个层面：科学精神是尊重事实与丰富想象相结合的精神；科学精神是多向思维与平等讨论相结合的精神；科学精神是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的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献身精神。另外，再各种文献中还有几十种定义，不再一一赘述，但是把这些定义基本差不多，换成大白话，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无论权威人物、还是贩夫走卒，谁说的也不能全听全信，一定要有依据，而且错了就要敢于改正。

“属羊的命不好”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精神缺失的典型案例。大凡信奉“属羊的命不好”的人，可以说基本都是听老人们讲的，不一定是自己家的老人，也可以是邻居家的大妈大婶。可是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大妈大婶们，谁能够做到设计一套试验或者搞一次调查统计来亲自验证一下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正确呢？或者到图书馆或者网上查找一些比较权威的、有效的资料验证一下呢？恐怕绝大多数人连想都没想过，更不要说是去尝试了。

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举一例——正月里不理发，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马伯庸先生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

中国过年有一个民间传统，说正月不能剃头，正月剃头死舅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持着正月不剃头的习惯，就是怕老妈不乐意。后来我觉得好奇，为什么正月剃头要死舅舅？为啥死的是舅舅不是别人？于是动手去追根溯源，略做查询，答案让我啼笑皆非。

民国时的《掖县志》卷二《风俗》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所以这事的起源很明白：满清入关，强行要求汉民剃发留辫。汉民心怀故国，于是在正月相约都不剃头，以示不忘旧君，称为“思旧”。因为谐音变化，“思旧”成了“死舅”，“死舅”又倒回去，反成了不剃头的一个理由。

由此可见，正月剃头这事，打头里起跟舅舅一点关系也没有，纯粹是民间附会谐音罢了。

其实还有很多俗语经不起这样简单的推敲，一旦查到本源或者付诸试验，其结果往往是让人笑掉大牙、至少也是啼笑皆非。

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刨根问底呢？栁荷齋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的文化教育长期不发达和来自于政治的阻力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教育门槛和成本较高，限制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科学精神的培养最离不开的就是文化教育，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很长，但是基本上从文字创制开始，读书写字学文化的权利就被统治阶级所垄断了，只有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才能进入国家创办的学校读书学习。春秋时期出现了个民办学校校长孔丘，他倡导“有教无类”，可是他的“杏林学堂”招生也是要学费的，就是所谓的“束脩”，意思是十条干肉扎成一捆。参考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条干肉虽不能算昂贵，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拿得出来的（当然关于“束脩”也有年龄代称的说法，柳荷斋在这方面也有些道行，不采纳这个说法。），但这只能算是插曲，主流还是权贵阶层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隋文帝领导隋朝政府创制了“科举考试”这一影响全世界的人才选拔方式，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学校体系，从上到下分别是太学、府学、县学、庠序，各个时期名称不同，基本就是这么个序列，因此文化教育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可依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能上学，比如绝大多数女性和比较贫穷的农民子弟就无法进入学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以后，五十年代开展了“扫盲运动”，八十年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才真正达到了全民普及文化教育。

图-江永女书（图源网络）

有一个旁证也能说明中国的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湖南省江永县有一种被称为“女书”的语言文字现象，又称“女字”，就是一套长相奇特的变种汉字，主要是当地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的女性使用，也只有她们能够看懂，只在女性中间传播和流传。这就是在正统语言文字被男性所垄断的条件下，女性为了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而不得不另辟蹊径的体现，也在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代直到近代，女性是没有上学读书权利的。

其次，统治阶级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也不太希望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太高或者太理性。春秋战国和诸子百家的历史告诉统治者们这样一个道理：有文化的人太多，思想就不容易控制，每个人都想有所作为了，国家就不太容易稳定。于是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坑儒”（虽然历史上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有争议，但是客观效果是压抑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董仲舒先生一手改造的“儒术”（已经不是孔子那一套了）始终被统治阶级确定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当然具体执行上，也兼收了法家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被限制于读书考功名的框架内，即使读书学文化，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一门心思钻研自然科学，我们知道的古代科学达人也只有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推算圆周率的祖冲之、建筑业始祖鲁班、改进造纸术的蔡伦、研究活字印刷术的毕昇，还有几部记载科学成果的书籍，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差不多了，基本就这些。

图-四大发明（图源网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中国的“四大发明”。的确，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确实意义非凡，但是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上去理解。历史上，真正将指南针使用到极致的是中世纪的阿拉伯商人和16世纪的欧洲航海家，中国人用它来开发海洋的历史并不长，尤其是远洋航行之类的活动基本上仅限于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明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造纸术和印刷术不仅仅帮助中国人记录和传播了文明，更帮助了全世界人民，而中国人用纸张和印刷术制作的基本上都是儒道佛经典文献和历史典籍，；火药这个就更不用说了，欧洲人用它来制造了各种热兵器，战胜了身披铠甲、手执长矛的中世纪骑士，建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国人更多的是用来制造驱鬼辟邪的鞭炮，中国也不是没有热兵器，唐宋时就有了，有单发的、连发的单兵火器，还有大口径火炮，而且技术一度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当时的皇帝们行仁义之道，不喜欢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一直持不支持、不禁止的态度，这就严重限制了热兵器的发展。

说到底，中国的政治太过早熟，专制的、封建的统治秩序不会允许任何崇尚自由平等的事物野蛮生长，尤其是最有可能颠覆封建政权的科学技术。因为科学精神的基础是无限制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和平等探讨的态度，相反封建统治往往通过“怪力乱神”的玩意儿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中外通用的“君权神授”理论以及中国的各种谶纬之术。陈胜吴广起义前，在河里抓了一条鱼，在鱼肚子里塞进一张条子，写上“大楚兴，陈胜王”，借此为造反起义行为的合法化制造舆论；历史上大多数中国君王的本纪第一段都是说这个人出生时天降祥瑞（如红光满天、芳香扑鼻）或者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孩子（刘邦就不是他爹的孩子，是条龙钻进他妈肚子里去变成的刘邦），这就是要告诉民众，老子是上天指定当皇帝的，你们不能反对；王莽篡汉、刘秀反莽时也用了渲染神秘主义的方式蛊惑人心、制造舆论......这些都说明，封建帝制才是制造迷信的罪魁祸首，它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用客观的试验或者理性的分析来破解他们“幻术”。

图-王莽篡汉（图源网络）

可是为什么封建统治结束近百年了，中国人还如此迷信呢？栁荷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参考各方面答案后，发现可以用“文化的惯性”来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知道，欧洲人信仰上帝（基督教），那些用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对象不是欧洲的君主们，而是传统的基督教，后来造就了至今流传于全世界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现在欧美国家的总统、总理们宣誓就职时，手底下按着的也还是基督教经典——《圣经》。这就是“文化的惯性”。栁荷齋认为中国也是一样，至今我们第五代领袖的每次讲话，所用的典故、名言也多摘自《论语》《孟子》《史记》等经典著作，因为这些典籍本身就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和成果，离开了这些传统文化，任何主义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落地。

一种存在的时间过长或者影响力过大的文化体系，不可能被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拆解，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改造才能消亡。封建专制思想自战国或者秦朝起至满清，延续了多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三波起义浪潮才把垂垂老矣的晚清政府打翻，结果上台的还是袁世凯这个封建余孽，蒋介石北伐后建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大搞“新生活运动”，但其范围也仅限宁沪杭广等几个中心城市，广大农村依然像小说《白鹿原》里所描写的那样，封建族长说了算，白嘉轩的新媳妇过了门，腰里挂着一圈桃木棒槌，说是辟邪用的，这不就是封建迷信？

其实至今还有很多事情都能说明当今国人的科学精神严重缺失、或者说基本没有。官方说部分贪官家里常年供奉菩萨，可是一个基本常识是佛教讲因果报应，不是烧烧香、拜拜佛就能消灾的，这就说明这帮贪官的知识水平实在有限，只会搞宗教迷信。还有大家天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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